【第六讲】信与达

       做事情都有个要求，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翻译也不例外。那么什么样的译文算是好的译文呢？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标准作为努力的目标呢？

      1980年出版了张培基等四位学者编著的《汉英翻译教程》。作者在“翻译的标准”一节中写道：“我们主张把翻译标准概括为‘忠实、通顺’四个字。”“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忠实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所谓通顺，即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

      1983年出版了吕瑞昌等五位学者编著的《汉英翻译教程》。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与第一本书是一致的。书中写道：“我们不妨用‘信、顺’两字来概括我们今天汉英翻译的标准。所谓‘信’是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包括思想、感情、风格等，即把原文完整而准确地表达于译文中，对原文内容尽可能不增不减。所谓‘顺’，是指用词正确得体，行文流畅通顺，符合英语习惯;避免逐字死译、生搬硬套，使不懂汉语的英语读本也能看懂。”

       这两本书是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校通用教材，一本讲英译汉，一本讲汉译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我国高校广泛使用。

       我基本上同意这两本书关于翻译标准的提法，但我不赞成把风格放在忠实里面来谈。我们不必因为严复提出了“信、达、雅”，谈翻译标准就一定要谈风格。因为风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把原文的风格完全翻译过来，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但也不是说风格就完全不能翻。译者只能尽力而为。译文的风格除了包含一部分与原文的风格，必然还包含其他因素。而且翻译不同类型的作品，对风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英译汉还比较好办，汉译英就更难把握了。

       我在99年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编写了一套教材，题为《英汉翻译教程》。关于翻译标准，我是这样写的：“对我们初学翻译的人来说，我想可以提出两条要求：（一）忠实；（二）通顺。‘忠实’主要是指内容……要力求准确地表达原作者的意思。‘通顺’指的是语言。如果原文是通顺易懂的，那么译文也要尽量做到通顺、易懂。”我认为，真正做到上述两条，也并不容易。风格在翻译过程中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可以慢慢展开讨论，而不必写在翻译标准之中。

       十多年前，我对外国译者关于翻译标准的看法作过一些探讨，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外国译者追求什么样的译文？》，发表在《中国翻译》1992年第4期上。现将其中的部分引文介绍如下。

       K. J. Maidment 在其所译《Minor Attic Orators》写的序言（1940）中说道：“关于译文本身，我只需要说我的目标一直是既确切（accurate），又通顺（readable），但我充分意识到往往二者都没有做到。”

       G. P. Goold 在为其所译Propertius的《Elegies》一书写的序言（1990）中说道：“我在本书中主要是力图以可靠的拉丁文本和优美、确切的（graceful and accurate）英译本把普洛佩提乌斯介绍给尽可能多的读者：当然首先是介绍给古典文学学者和研究人员，但也同样介绍给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这个版本是拉丁文和英文对照本。）

       Michael R. Katz 与 William G. Wagner 在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英译本写的前言（1989）中说道：“出版这个新译本，是为了提供方便，使英国和美国读者第一次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的完整译本……我们希望这个完整、确切、通顺的（complete, accurateand readable）译本能使英美读者不仅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本小说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而且了解它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

       Ronald Hingley  在为其所译《契珂夫全集》写的序言（1964）中说道：“主要目的是为舞台演出提供脚本。译本一向以高度确切（strict accuracy）为宗旨，但希望避免学究气。译本从未有意识地为了字面上的忠实而使得台词不能上口，或违背原作的精神。”

       Michael Grant在为其所译《西塞罗选集》写的前言（1960）中说道：“译者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使译文通顺 (readable )，否则就没有人看，也就不能达到介绍原作者的目的。在今天如果译者使用修辞色彩很浓的英语，他的译文就不会通顺，也就没有人看。……西塞罗的修辞手段是他所受的语言训练的产物，是他的风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丢掉它，你就丢掉了人们最赞赏他的一个方面，损失还不止于此。如果保留它，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你就丢掉了另外一样东西——当代通顺的英语。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是没有折中办法可以解决的。因此，我既然不准备放弃努力，要尽可能地接近真正的现代英语，就不得不放弃西塞罗的修辞手段。至于读者遭受的损失，我是非常清楚的。”

       Horace C. P. McGregor翻译了西塞罗所著《论神性》一书。他在“译者的话”（1970）中说道：任何一篇文章都包含着妥协（compromise）的成分。一个句子在这种语言里通顺流畅，在另一种语言里就会拖沓累赘。一个精彩的短语如果按字面译成另外一种语言里就可能不像样子。一个单词在另一种语言里也可能难以找到相应的词。……我的目标是真正的翻译，然而是低标准的，我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改变原来的语言形式，但决不有意识地脱离原作的意思和语气。最主要的是我力图使西赛罗的英文译本和拉丁文原文一样通顺（readable）。

       Edward G. Seidensticker翻译了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他在前言 (1976)中指出：此前ArthurWaley翻译的《源氏物语》是很自由的，他作了大胆删节，也作了大量的增补与美化。他说：“新译本可以称得上是个全译本，但其字数比Waley大加删节的译本还要少。这就说明无论Waley取得了多么精彩的效果。……他的节奏(rhythms)是与原作迥然不同的，原作较为明快、凝练，用词节省，不罗嗦。如果说翻译的目标应该在一切重要方面包括节奏在内模仿原作的话，那么这里提供的译文规定要达到的目标，可以说比Waley的译文所要达到的目标多得多。” 

       George Gihiam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职，参加了Norton Critical Edition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他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英译本写的序言（1989）中写道：“我们选择《罪与罚》一书的英译本，标准是这个译本能用当代英语确切地(accurately)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九世纪俄语原作，能用今天的英语表现出和原作相一致的风格(style)，不以现代词语或维多利亚时代的词语歪曲原作，而且译文本身是通顺的(readable)。根据这些原则，我们认为Jessie Coulson的译本似乎是最好的译本，经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接洽，在这里重印出版。”

       从以上几段引文来看，accuracy和readability 是译者追求的共同目标。其他方面，各位译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风格、精神、修辞手段、语气、节奏，不一而足，有时甚至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可见问题之复杂。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在开始时不妨就以信（忠实）和达（通顺）为目标吧。你觉得这两条会很容易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