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有“传统古文之殿军”之誉的文学家林纾，不仅能诗善画，多才多艺，而且曾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数十名作家的小说，其译著多达180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译界之王”的林纾竟然不懂外文！他翻译外国小说全靠听取别人的口译，然后自己再用文言文将之翻译成汉语。“林译小说”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文学界，他是我国最早翻译西方文艺作品的人，也是中国翻译小说奠基人和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话语形成的开拓者。

　　在中国近代，林琴南以自己独特翻译方式奉献给社会文化界的大量西洋小说，滋养了一代文学新人，用高古典雅的中国古文话语表述形态，开创了中国的西洋文学新风，在文学史上功不可没。

　　林纾，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室名春觉斋。1852年11月8日，林纾出生在福州一个小商人的家庭。早年生活很贫困，但林纾读书很刻苦，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尤其对古典文学下了不少功夫。1882年他中了举人后，数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但屡试屡败，于是便放弃科举之学，专心致力于古文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位中国文学翻译开山鼻祖初涉译事时，曾有一段很顽皮很童真的趣闻：当年，他有一位朋友叫魏翰（魏季渚），是毕业于“中国海军的摇篮”马尾船政学堂的著名造船专家，有“匡世良才”之美誉。魏翰时任船政局工程处道员，他最先建议挚友林纾从事翻译，林纾听后当作耳旁风，迟迟未付诸于行动。经魏翰再三相劝，林纾竟孩子般提出条件：魏翰必须请他游览闽江滨海大川，否则就不译。魏翰无奈买舟导游。一路上由魏翰的学生、时任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的王寿昌拿着大作家小仲马的法文原著《茶花女》逐字逐句把原著意思说出来，林纾边听边以文言文书写成章，于是令世间轰动亦使林纾一举成名的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长篇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这样诞生了！

　　翻译《茶花女》时，由王寿昌读原文，口译出大概意思，再由林纾笔译成优美的古汉语，整理成篇。每译至男女苦恋之悲及伤心之处，两人竟抱头痛哭，与书中人同悲欢共命运！

　　林纾的这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1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译著，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好评如潮，大翻译家严复写诗“伤心一部茶花女，荡尽支那浪子魂”赞之。

　　翻译《茶花女》一炮打响后，林纾名声大振，轰动了当时暮霭沉沉的晚清文坛。林纾一鼓作气，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 余种。所译作品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文学名著。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这些译著均极成功，名重一时。

　　在外国作家中，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 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 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 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 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刘继兴考证，林纾在翻译的小说中也不免有些脱离原意、不尽符实之处，比如他在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便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笔调来描写，说亚芒愤恨离去为“拂袖而去”，读者写信责问他：“西装袖子如何拂得？” 又如，他描写茶花女灯下读小说为“挑灯夜读”，读者也表示异议：“茶花女香闺哪里来的油灯？”他均无法作答。

　　当然，与这些瑕疵相比，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可取之处则更多，其译笔轻快明爽，有鲜明的特色和可圈可点之处。如他所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这在当时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林纾对自己译书的速度一直颇为自豪。往往口述者未毕其词，而林纾已书在纸。他是古文大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他赞美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见《孝女耐儿传自序》），而用《史记·外戚传》写窦长君的话作比，认为《史记》中此等笔墨亦不多见。又说《红楼梦》虽亦“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通过用《史记》、《红楼梦》作比，赏识狄更斯的笔墨，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扩大了大家的文学视野，并使阅读之气象为之一新。

　　他翻译日本作家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时，在译书的序言里，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 “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他还自称所选译作，“力翻可以警觉世士之书，以振吾国人果毅之气”，为 “爱国保种之一助。”这说明他翻译小说，不光要把外国小说原汁原味地介绍到中国来，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的二次创作来感动读者；加上他凭着自己的文学素养，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拥有不少拥趸者。

　　胡适曾说：“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就。”康有为在致林纾信中亦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所说的“严林”，就是指以翻译《天演论》而闻名的严复和林纾。

　　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作者曾朴认为，林纾没有认识到白话文为大势所趋，坚持使用古文体翻译外国小说，是他翻译生涯最大的缺陷。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在当时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很多名门闺秀，乃至歌妓，在读了“林译小说”之后，流尽眼泪，对林纾油然而生爱慕之情。但林纾却从不理睬她们，远远躲避，使得那些多情怀春的少女们无不快快失意，怨恨林纾。

　　有一位蝶仙姑娘，完全为林纾的小说所倾倒，她百般追求他而不得，万般柔情竞得不到半点回报。于是愤愤地对别人说：“林琴南（林纾）诗词乐府，不知赚了多少人的眼泪，骗了多少少女的感情，为什么竟然如此薄情？”林纾知道此事后，仍然未去见她，特地写了一首诗赠给她，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诗曰：不留夙孽累儿孙，不向情田种爱根。绮语早赊名士习，画楼宁负美人恩。

　　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守旧派主将的林纾曾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激烈论争，余怒难消的林纾撰写小说《荆生》、《妖梦》，含沙射影地将上述三位名流逐个丑化一通，一泄心头之忿，由此而掀起轩然大波后，原本性格狷鲠的林琴南一旦觉察到自己行为有失君子之道，便毫不犹豫写信给各报馆，68岁的老人孩童般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如此童心无垢不遮不掩的真性情歉悔，使得遭他辱骂的陈独秀等人感慨不已，叹赞云：“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

　　林纾除翻译小说外，还自著有小说《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

　　1900年，林纾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使其作为古文大家的名气越来越大，1903年后，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后更名为北京大学）任教。辛亥革命后，林纾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1907年，林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开始选编《中学国文读本》，内容由清朝上溯至周朝，逐篇详加评语，从次年5月到1910年末，分十卷出版。自此，林纾在传统文学方面的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生平主要的散文、文论、选评、讲义集计有《畏庐文集》、《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古文辞类纂选本》、《文法讲义》等数十种，还出版有画作《畏庐遗迹》、理论专著《春觉斋论画》，被誉为“后学之津梁，迷途之宝筏”。

　　林纾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在他译作畅销海内的那几年，月收入近万，他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学。他自己不会外文，却资助了许多学生到国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文体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冲击，终于丢了北大的教席，从此经济情况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济的学生，此时都学成回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既能帮助恩师度过窘境又不使恩师难堪的计策：他们捐款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义上是为了支持林纾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款项都由林纾自行使用，常常用于他私人的日常开销。

　　林纾始终未入仕途，对功名富贵“视若弃灰”。他定居北京初期，曾受到闽籍京官礼部侍郎郭曾炘、邮传部尚书陈璧的举荐，他都坚辞不就。这一点，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极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