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德里采访哈维尔·马里亚斯（Javier Marías）的那一周，他的新书《于是坏事儿开始了》（Así empieza lo malo）刚被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的文学增刊《巴别塔》（Babelia）选为“2014年度最佳小说”，这已是他梅开二度，2011年的小说《迷情》（Los Enamoramientos）也曾获此殊荣。马里亚斯青少年时代跟随哲学家父亲在牛津和耶鲁游学，十九岁开始发表小说，译过许多英语小说和诗歌，他有整整三大屋的英语文学。1989年出版的描写牛津学院生活的小说《全灵》（Todas las almas）至今仍是他心头最爱，这部小说也为他赢得了“雷东达岛国王”的称号。马里亚斯的小说已被译为四十三种语言，在英语文坛尤其受欢迎。简体中文版《如此苍白的心》姗姗来迟，今年1月终于与读者见面。

盛 韵

我采访过几位出名的当代西班牙小说家，感觉好像你们这一代作家都不爱提六十年代拉美的文学爆炸一代，而更倾向于表现自己受外国文学或是更古典的西语文学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是父辈情结吗？

马里亚斯：爆炸一代是上一辈作家，他们的小说现在已经成经典了。要说影响的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还没退休，同时在创作，所以很难说谁受谁的影响。我十九岁就开始发表小说了，那是1971年，许多比我年长的作家比如爱德华多·门多萨发表小说处女作时比我还晚好几年，所以说，年纪大的作家未必会对我产生影响，受同辈人影响就更难了。如果你问我当代西语作家里喜欢谁，我会说我喜欢门多萨的小说，但不会说他对我有影响。我还喜欢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Arturo Pérez-Reverte，西班牙畅销书作家，擅长历史冒险小说，电影《第九道门》《佣兵传奇》《海图迷踪》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他是第一位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西语作家，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大仲马”—译注），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虽然他写的是悬疑惊悚的冒险小说，跟我的小说完全不一样，但非常好看，环环相扣，让人停不下来。他写的小说我就写不出来，所以我挺崇拜他的。我不太会崇拜跟我写类似题材的作家，因为只要我想写也能写出来，但是有些东西哪怕我想写也写不了，比如阿图罗的冒险小说。

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西语小说家还是马尔克斯和略萨，但是您好像受英国文学影响最多，还翻译过许多英语文学的经典，那您觉得自己算是身处在英国文学的传统中吗？

马里亚斯：也不光是英国文学，应该说是欧洲文学吧，我也读很多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你提到的这些拉美小说家，当然我觉得他们很不错。他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了许多精彩之作，对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作家来说是一股清新之风，因为之前的西语文学已经僵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充斥着迂腐的学究气。拉美小说家的突然出现，让我们知道用西语也可以写出新鲜的东西，形式也可以更加自由。我觉得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他们写出了很多很棒的小说，胡安·鲁尔福我也很喜欢，他只写过两本小说，不过都很棒。但是（总有一个但是），我们虽然共享同一种语言，但他们所处的世界跟我们的太不一样了。在这个例子里，语言没有那么重要，它重要，但依然是次要的。可能我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译者，作为译者，你必须得相信，一种语言能说的东西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能够表达。我们虽然和拉美作家一样用西班牙语写作，但生活背景截然不同，我在心理上觉得我身处的环境跟地中海国家、英国甚至是丹麦更接近，尽管我们并不说同一种语言。

难怪有不少评论说你不像西班牙小说家，因为西语小说被拉美小说给定型了，总得讲点魔幻的乡下故事好像才对味。中国也有类型的现象，很多有名的中国作家都爱写带点超现实的乡土背景的故事，比如莫言。

马里亚斯：就是拿诺奖的那位吗？我还没看过他的小说。他拿奖的时候我看过不少关于他的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从那些报道的内容里，我一点儿也没打起去读他的兴趣。而且我有很多文学品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如果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你得读读莫言，那我马上会去读。可惜至今也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过，他们都说不读也不可惜。所以我还在等我信任的朋友推荐一位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作品给我读。

我读过您小说的英译本和英语评论，许多评论都提到您华丽的长句和绵延不绝的文风，但读中文译本时，这样的感受不是特别强烈。这可能和我们的语言构造有关系，中文里没有从句。

马里亚斯：我的确喜欢写很长的从句，英语评论常提到这点，好像他们也很惊讶。但这挺奇怪的，美国作家以前也爱写长而复杂的从句，比如福克纳、亨利·詹姆斯等等。现在好像这一传统已经消失了，所以他们看到长句堆砌觉得挺新奇的。这么说中文里也没有长句喽？那么译者肯定得把长句割断打散，读上去味道肯定会不一样。因为长句自身有一种节奏和韵律，就像音乐的旋律一样。这对我很重要，而且当我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那种节奏和韵律正在我脑海里盘旋。这些在翻译中大概永远丢失了吧。我很好奇普鲁斯特在中文里是怎样的，他的句子也很长，有时候好多页只有一个句子，那样的句子像一波一波的海浪压过来，让你眩晕窒息。如果语言风格无法得到准确的再现，那西方小说家可能在中文里读上去都挺像的吧？那你们怎么判断一部小说的好坏呢？

我想大概只能从结构、情节、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的深度、时间空间的广度、对世界的理解框架等方面去判断分析，但语言风格可以说是由译者的文字决定的。

马里亚斯：嗯，我以前经常说：读翻译小说的时候，没有一个词是原作者选择的，每一个词都是经过译者在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库里遴选后决定的。

您家里有这么多从古至今的英国小说，都读过吗？

马里亚斯：几千本当然不可能全部读过啦，有这么多书不光是为了读，也因为我爱收藏。我收藏了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信原件，还有福克纳、托马斯·曼、马拉美等人的签名本。最近刚入手的宝贝是初版的《项狄传》，九卷本，1760-1768年间陆续出版，其中三本有劳伦斯·斯特恩的签名。珍本书店会给我寄目录，我刚收到波士顿的跛脚鸭书店寄来的拉美、西班牙、葡萄牙文学的目录，不过他们卖得都很贵，博尔赫斯的东西尤其贵，十二万五千美元一份手稿，一份手改的杂志文章的校样（才二十五页）也要两万五千美元。

您说过相比起作者的身份，您更是一位读者。随着年龄渐长，这有变化吗？

马里亚斯：我现在读书量不如从前了，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多，读书时间就越少，这是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可能跟年龄渐长有关，我现在六十三岁，最近十年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爱读小说了，因为我越来越难去相信在小说里读到的东西。年轻的时候不会有这个问题，你读小说，知道它是虚构作品，但只要写得好，你会假装相信那些故事发生过，相信那些情感是真实的。近年来我感觉很难再去这样相信了。即便是我自己写小说时，也要费上很多力气去相信我虚构出来的故事，因为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那别人更不会信。写作变得越来越难，我必须得努力克服困难，不然对读者来说会是灾难。现在我更爱读非虚构，历史、艺术，散文和诗歌。我自己没有写过诗，但是过去翻译过不少英语诗，我至今仍然觉得诗歌是文学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

如果看到负面评论，您会有厄普代克的冲动—拿起笔自己写评论教教那些批评家“什么才公平”吗？

马里亚斯：我知道厄普代克写过大量小说评论，倒不知道他是出于这个原因。原则上说我觉得小说家不应该写小说评论。如果你开始评论一部同行写的小说，那么潜台词是你更知道小说应该怎么写，这太自大了。我知道很多人这么做了，也的确有很多精彩的评论出自小说家之手，这点不容否认，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对，所以我从不写小说评论。如果我读到自己小说的负面评论（幸好好评比差评多），也不会特别记恨，许多年前我就想通了：一旦你发表作品，等于把自己暴露给公众，任何人有权发表任何看法。艾米莉·狄金森写过诗：发表就是把人的思想公开拍卖了。不想听差评的唯一办法是不发表。而且你不能也不应该期待所有人都喜欢你的作品，事实上，如果所有人都喜欢，那大概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蠢人还是挺多的。有时候我读到一个平时特别看不上的人写了篇恶评，会暗自松一口气：太好了，这家伙不喜欢；要是连他也喜欢，才让我不自在呢。但是公开场合我不会说什么，因为游戏规则就是，你发表了，就得接受别人的评论，不得抱怨。我自己也不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不会因为几篇恶评就感觉自己的创作没有价值。

有评论说您的小说里尸体不断堆积，是不是在暗示您对谋杀、犯罪之类特别感兴趣？

马里亚斯：尸体？真的吗？很多吗？我不觉得啊。最多一两个吧，《迷情》里有一个人死了，《如此苍白的心》开头有一次自杀，结尾有人提到一场过去发生的谋杀，不算很多吧。而且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生活里会发生的，比如《如此苍白的心》开头的那个自杀场景，一个刚度完蜜月的新娘在浴室里用她父亲的手枪自杀了，这是在我家庭里发生过的真事。许多年前我母亲的一个表姐妹就是这样死了，我母亲提到过几次，这事一直让我很着迷，一个新婚燕尔的女人，没有明显的家庭矛盾，度完蜜月两周竟然自杀了。我永远没法探究这事的真相，因为大家当时都闭口不提，而可能知道情况的亲戚如今都已经过世了，从某种程度说，这是我小说的第一次心跳（纳博科夫说的first throb）。因为我没法知道真相，所以可以去虚构去创造。这是一具真实的尸体，我把它写进了小说。当然我的小说并不是关乎谋杀犯罪，只不过这具尸体是小说的起因。《迷情》的开头也有一桩罪案，也是来自真实生活。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每天早晨去咖啡馆吃早饭时总会看到一对夫妇，他们一直很愉快和谐，后来她发现丈夫死了，跟小说里写的一样；跟小说里不一样的是，我朋友没有去跟寡妇搭话，后面发生的故事都是虚构的。所以小说里的尸体可能来自真实生活，而最让人遗憾的是，真实生活里尸体太多了。我在小说里这样写过：人们听说大屠杀之类的可怕事件会感到恐惧愤怒，但是对通贯历史、在世界各个角落里不断发生的单个谋杀案则无动于衷。其实这些单起谋杀更糟糕，每个凶手都详细地计划并付诸实施，并且这一行为不分时间、地点一再发生。如果你把它们全部加在一起看，那结果是非常惊人的，这才是人类真正的丑闻。

再扯开去说说死亡。《迷情》里一个人物提到了巴尔扎克写的短篇《夏倍上校》，讲的是拿破仑时代的一个上校，大家都以为他死在战场上了，但是在他被正式宣布死亡后十年，他又回到巴黎，发现老婆改嫁了，家产也没了，连要证明自己不是冒名顶替都很难。写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每当我们亲近的人去世时，我们总是悲痛欲绝，希望那个人能起死回生。但是我们允许自己这样想，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死去的人真的回来了会怎么样，就发现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拿我自己家来打比方吧，我父亲九年前去世了，我们几兄弟都很伤心，很想念他。但如果他现在复生，会发现我们已经把他的遗产快花完了，他的房子虽然还在，但已经有亲戚住了，我们该让他住哪儿呢……要是还有巴尔扎克小说里老婆改嫁的问题，那就更麻烦了。所以《迷情》开头的寡妇虽然很悲伤，但总有那么一天，她再也不想让死去的丈夫活过来。活人和死人在我的小说里总是纠缠在一起的。

您作品的主要英语译者玛格丽特·朱尔·科斯塔（Margaret Jull Costa）是当今西语和葡语文学最杰出的英译者，你们是怎么结识的？是她选择了您，还是您选择了她？

马里亚斯：玛格丽特是第一个翻译出版我作品的英国出版社推荐的，那是1992年，当时我并不了解她，等译完之后我发现译得非常棒。后来她译了许多我的书。最不寻常的是，大部分美国和英国的评论都会提到玛格丽特的名字，这对于翻译书而言是非常罕见的，一般来说评论家不会去特别提翻译，除非他 / 她极为突出。二十多年来，我们见过几次面，不算太多，但是一直保持联系。有时候她没把握或是有疑问了就会写信问我，这句话是这样翻好还是那样翻好；从她的问题里，我知道她是多么棒的翻译。我会尽力帮助我的所有译者，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我也曾是翻译，知道翻译多么辛苦。问题是我翻译的大都是死人的书，有本康拉德的书难得要命，我当时多么希望他还活着，可以回答我的疑问。所以我总是帮助我的译者解答疑难，而且我很幸运，我的几位译者都很优秀，虽然我不懂德语，但是出版社告诉我德语版译得也非常精彩，可惜那位翻译几年前去世了。

您会亲自审阅译稿吗？

您一直给《国家报》写专栏对时事发表看法，您对最近加泰罗尼亚要独立的事儿怎么看？马里亚斯：我的书刚开始有译本时，我会尽量审阅译文，因为那时有时间。我能读法文、意大利文、英文，会圈出误译的部分，但是现在不行了，译本太多，我也没时间一一过目了。很高兴我的小说能在与我说完全不同语言的读者中流通，芬兰语、韩语、中文等等，这样我就只能放任自流，不会有被背叛的感觉。最近还有一个译本很奇特，是印度的马拉雅拉姆语，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在哪里，不过他们告诉我有三千多万人说这种语言呢。

马里亚斯：作家对公共话题发声音是西班牙的老传统了。加泰罗尼亚要独立这事儿不太靠谱，他们已经在西班牙五百年了，留在西班牙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整个国家都好。我是马德里人，可我就没什么民族自豪感，要是有人跑来跟我说马德里又脏又乱又差，我肯定说就是就是。民族主义是很害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