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法国文学法语翻译的研究和翻译，成为新中国法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军者，由他翻译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莫里哀的喜剧全集等，成为法国文学翻译的典范之作。《李健吾译文集》是李健吾先生的译文全集，汇集了李健吾存世的所有翻译作品，共十四卷，三百五十余万字。该文集的出版在国内文学法语翻译界、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都有填补空白和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在中国的文学翻译历史上，集评论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并不止健吾老师一人；集创作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也并不止健吾老师一人；但是能够集评论家、作家（剧作家、小说家）与翻译家的，却少之又少；在这三个领域能够做到最好的，就更数不出几个了。或许，和健吾先生交好的郑振铎先生算是一位吧。关键在于，研究的深入并没有影响健吾老师的生动译笔，而创作的经验却也没有让他在翻译时“时时技痒难耐”，这就足够我们这一代译者学习一辈子的了。健吾老师对翻译的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写过《中国近十年文学界的翻译》，指出译者应该“不做作，不苟且，以持久底恒心恒力将原作用另一种语言忠实而完美地传达出来。”——当健吾老师结束了翻译的一生之后，为我们留下了十四卷的译文（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李健吾译文集》），译作既包括他所专注研究的福楼拜、莫里哀，也包括司汤达或者其他一些19世纪重要法国作家的短篇，应当也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译者的“恒心恒力”了。更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专家型的翻译”。让我感喟的是，健吾先生译《包法利夫人》不仅有序，而且序也是与时俱进的。因为在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的第一版里就有他当作序言的《包法利夫人的时代意义》，而在1958年人民文学的修订版里，他又重新作序，到了1979年再次修订的时候，他干脆把他的序也重新修订了。更何况在序之外，健吾先生还译了《关于包法利夫人的公诉状、辩护状和判决书发表于诉讼》，可谓“全套”。读者也能据此更好地了解到1856年至1857年《包法利夫人》遭到诉讼的前后以及家族聘请的大律师塞纳精彩的辩护词。除了能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包法利夫人》和福楼拜之外，译者这些“额外的”工作恰是道出了文学翻译的真谛：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资料功夫，与作者的所谓心灵相通都是不着边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