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某杂志以《持灯的使者》为题，为中国十几位翻译家出版了一个专刊。那是翻译家在大众媒体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集体亮相，当时80多岁高龄的草婴先生排在前列。不久前，我们送别了草婴先生。不仅仅是他，这十几位翻译家近半数已经过世或垂垂老矣，不再从事翻译工作。十年间翻译事业的式微和翻译家地位的急剧下降，已成为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

    这一现象的出现，客观上有时代变迁、技术进步的原因。翻译家的核心价值在于传播。曾经，翻译家像巨人一样，一手接着外国，一手连着国内，传播着被法国作家纪德称为“人间地粮”的精神食粮。翻译家甚至因为引进一种全新的精神、理论、文化依据，为一个新时代的产生奠定基础，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的先驱。但是，随着传播技术的日益发达和多样，现代传播链条的日趋完善，整个出版行为本身都被降为现代传播机制中的一环，翻译更是其中小之又小的环节。版权交易、寻找译者、进行翻译、样书编辑、出版发行、媒体宣传，种种程序之后，译者只是书封上一个不起眼的名字。而且由于译者的名气往往不如作者，所以最多是把作者从国外请来做宣传时，才想到让译者出面陪同，进行现场翻译。

　  此种情况下，人们对翻译的重要性以及译者身份的认知，都大打折扣。作为生产环节之一的翻译被工具化了，似乎只要做好中间信息传递的传声筒即可。这一要求使得许多有抱负的学者和文化人不屑于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也被认为是没有创新能力、无需学术修养、仅有外语技能的行为，译者本身的人文素质、阐释能力大大下降。如同恶性循环一样，优秀人才的稀缺又使得翻译的报酬与待遇始终低下，人才素质与行业现状互为因果，翻译界因此受到沉重打击。

    但是，在我看来，翻译事业的式微还因为翻译家不再被尊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或“持灯的使者”，甚至连“翻译家”这样的提法都越来越少见到。在今人眼里，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笔译似乎与坐在金碧辉煌大厅里的口译没有区别，媒体可能对美女翻译更感兴趣。唯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大奖，译者才跟着受到关注，但这关注里很大一部分竟是觉得翻译捡了个大便宜。人们对翻译行为、翻译意义的认识越来越肤浅，而这种肤浅，其实是与整体文化的肤浅化相伴相生的。

　　随着阅读习惯的改变，在当下所谓读图时代和消费文化快餐时代，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挑战，翻译也不可避免。因为翻译家最重要的存在理由，就是为“经典”代言，翻译是与“经典”二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玄奘译佛经、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伟大的著作成就伟大的翻译家，伟大的翻译家成就伟大的著作在一国的被接受。身处肤浅的文化氛围里，没有经典的写作，何来经典的翻译？

    同样地，翻译的精髓是在尊重原创作品的基础上，对其价值的深度挖掘。套用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理论，翻译是一种高层次、精致的“摹仿”，而今山寨肆行，人们在“摹仿”过程中不求精致只求相似，并且以低成本为最高追求——一家出版社宁愿用低廉的价格请一些并不具备相应能力的人进行快速翻译，也不愿以高成本去请真正的翻译家。在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下，人人都急于表达自身意见，对原创与自创的界限认识越来越模糊，人们连对作者的尊重都在减少，何况对译者？

    翻译是最高程度的阅读。一部作品、一种思想、一种文化看似花哨精彩，但可能一经翻译，空洞浅薄，无足轻重，所以，翻译是最清醒的试金石，是一个时代的“理性之光”。找回翻译家的根本身份，就是翻译的“理性之光”。归根结底，翻译家的地位与文明水平的高低紧密联系在一起。哪一天翻译家消亡了，所谓的文明也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