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大家所熟知的翻译理论原则“信、达、雅”三原则，最早由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又称“三难原则”。该原则最早出自严复译著《天演论》中的“译例言”，其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因处于清朝救亡的危急时刻，所以严复对西方文明原典深以为然，但如果对原著的思想只是粗浅的了解，那就很难把握内在的精神精髓，故严复十分重视翻译工作。但“信达雅”的标准极难达到，严复亦将其名为“三难”，视为畏途，其曾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翻译事“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
严复先生的“三字经”，深刻触及、准确涵盖了翻译的核心，译文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与和谐。正因其原则精炼，所以后人发挥和扩充的内容则能更加系统。现代文学翻译工作者虽对本原则的理解各有偏重，但基本都认为:“信”指意思不悖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畅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该原则一经提出，即得到清末学人的推崇，并在不断运用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如1932年林语堂著述《翻译论》，对译文评价提出了三重标准:重实、通顺、美，即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
《天演论》
不难发现，林语堂的主要观点与严复的标准并无太大出入，后来傅雷提出“传神说”，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提出“化境说”，标准反而显得虚幻，也未如严复标准的简约，也仍未脱离“信达雅”的窠臼。故而有学者认为，随着翻译的昌盛，人们只会越发感到信达雅标准的兼容并包，因为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一种品质，历久不衰，这也是中国对于翻译工作做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