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与“翻译”脱不了干系

    1934年12月，我出生在上海租界的一个小市民家庭。祖籍江苏无锡，父姓荣，母姓华，如此大吉大利的姓氏堪称绝配，似乎荣华两族必定大富大贵。但是据我所知，我家及与我家沾点血缘关系的亲戚中间，怎么也找不出任何一位算得上富贵荣华的人物来。我母亲认得几个字，她生我时已年将四十；父亲长母亲七岁，完全是个文盲，只懂得种田养蚕。

    我受到的教育包含着不少偶然性。我的中学阶段总共涉及四个学校，而且高中始终没有正式毕业。我绝对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1950年将近年底时，要不是革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简称，编者注）外专为国家广招愿意学俄语的学生，我完全可以接受当一名普通员工的“前程”。我素来承认自己缺乏政治头脑，而且一天也未曾做过先读大学、继而当学者的白日梦。

    上世纪的下半叶，从1953年3月5日算起，我开始与“翻译”二字脱不了干系。在革大外专，我提前毕业，为了留校充实师资力量，我便去了翻译组（那时还只有俄译汉）。

    从那天起，我进入了三个月的试用期。在翻译教研组同事们的指引下，我逐渐开始融入这个集体。至于如何面对分派给我的班级，我知道学生中有年长于我的，因为我自己才满十八岁，仅仅是个小助教而已。1953年夏天，我第一次享受带薪过暑假的待遇。试用期已经结束，但在1954年以前，尚未实行一元新人民币换一万元旧人民币的币制改革，那时我的月薪有60多万元，开始挑起养家的重担。

    1953年暑假，我不知如何排遣，于是依中学生时代的老办法之一——跑书店。我从专卖外文书的国际书店买了两本薄薄的俄文书，翻阅时发现难度有限，因为它们本身分别是从捷克文和白俄罗斯文译成俄文的，接着我又破天荒头一回到文具店买了不少稿纸。整个暑假似乎过得特别快。然而令人觉得更快的却是，我一股脑儿投给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两本译稿总共约有十万字，居然当年一齐出书，而且次年不久还重印。

    通过稿费来维持生计

    1954年初冬，父亲在上海病逝。我父亲过世那天恰恰是我的二十岁生日——1954年12月11日。

    在父亲病故之前，我已租了距离学校较近的一处16平方米左右的楼房住下。父亲灵柩返乡后我就把母亲接到那里，并且把大哥最长的男孩的户口从无锡乡下转到上海来，我们祖孙三代住在一起。

    我租赁这片地方前后大约有两年半之久。每月的租金不超过我月薪的半数；如果以当时的稿费作比较，那仅仅是四五千字的最低水平。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要我译不少外高加索地区的作家写的小说（如亚美尼亚籍作家揭发历史上土耳其曾对亚美尼亚人民实施种族灭绝暴行的作品）。也有把篇幅不大的作品约我译了以后寄回去交给出版社与其他译者交去的合在一起（张晓强先生找到的小开本《母亲》一书即属此类）。

    出版社的干部登门有过两回：一是少儿出版社的编辑王石安到溧阳路我家约译《绿山谷集体农庄》（作者安东诺夫声誉正隆，该书初版平装即印48000册），旋即又有纸面精装问世，四个月后又重印五万册。另一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的孙绳武随巴人先生等总编级干部南下上海组稿。绳武先生一人到舍间找我。偏偏那天我有课，事先没有约定。绳武先生留了一张便条交给我母亲。我回家后当天按便条上的地址直奔国际饭店与之见面。大概不久以后，人文社就寄给我《初恋》的约稿合同并汇来预支稿费。屈指算来，环绕溧阳路出租房发生的那些往事，都已经如烟似云一般飘过去有六十多年了。

    干了一件几近自杀的蠢事

    我始于斯大林逝世那一天的教学生涯，实际上仅仅持续了两年半左右，我终于踏上一座以翻译为唯一谋生手段的独木桥。

    离职这个词儿，在那时的人事用语中简直有些匪夷所思。确实如此，离开供职的学校，从此失去了不算太低的稳定收入，不光房子租金不菲，更厉害的是入住前先得一次性付清将近两年的租金共600多元。一言以蔽之：我干了一件几近自杀的超级蠢事。我母亲怕上下楼梯，只得住底层石库门的客堂。这地方我一住竟住了35年——直至整个地块的居民全都被动迁到数十里以外的地方。

    我离职时手上握有几份与出版社订下的合同。人文社的孙绳武先生在1957年初还寄来彼时苏联一位权威文学评论家所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传，希望我读后能把这部影响很大的理论著作介绍过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心仪久矣的满涛先生毫无架子地与我第一次握了手。满涛年轻时曾游学日本，受业于《露和辞典》编纂者八杉贞利，也去过欧洲游学，不唯通晓多种外语，更因生于诗礼之家而自幼受到国学经典的长期熏陶。我国不乏精通英语法语的名家高手，相形之下专攻俄苏文学而又成绩斐然的行家便如凤毛麟角了。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读者迫切需要满涛所译果戈理著《狄康卡近乡夜话》那样高水平的译本。我在朱韵清老师家幸会满涛先生，获悉他已允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之请开译那本问世不久的陀氏评传，及时避免了不必要的“撞车”。满涛长我十八岁，也算是忘年交了。从那次巧遇开始，主要由于他不耻下问，常与我一起讨论他所译的“别、车、杜”理论著作的原文。他住在南京西路昔日十里洋场时代仙乐斯舞厅的遗址对面。他常常从家里出发，独自一人步行到舍间（大约二十分钟）。满涛见我收藏了不少西洋古典音乐唱片（主要是现在称为“黑胶”的那类），也有意“下水”一试。我帮他选购的唱片中，他最满意的是一张相当冷门的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钢琴协奏曲，每天必听。可叹他的晚年十分凄惨。他的外甥（王元化先生之子）大约在二十世纪之末或二十一世纪之初找到我治脚伤的医院中来，与我长谈良久，一言难尽。

    上世纪60年代初，素来以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为业的知识分子简直已面临无书可译的绝境。从有关方面人士那儿听说，当时上海出版界负责人认为，那支历来为一线出版社译书的专业队伍，由于无书可译而任其作鸟兽散，将来再要重新聚拢恐怕更非易事。于是诞生了上海市出版局属下的一个衍生机构：编译所（筹）。第一批吸收的所员有罗稷南、草婴、满涛等十余名，以后陆续吸收的均不成批。前前后后分别吸收的所员共计为19名，我是与丰一吟、程萣华一起报到的。所员不入编制，无工资，无所员证，每月发40、60、80、120元不等的津贴（或称车马费）。每周集中到所里学习一或两次。但所员基本上已毫无稿费收入。那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已改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译所与出版社的领导本来就合二为一，于是我们几个译俄语的所员有活可干了。赫鲁晓夫上台后，过去以写诗为主的西蒙诺夫从新观点出发，以苏德战争为主题，创作了包含三部曲的史诗性皇皇巨制（全书译成中文超过150万字）。三部曲的前两部已出版，第三部《军人不是天生的》（约60万字）就交给上海编译所相关的四名所员去分工，然后交人文社上海分社的相关编辑审稿定稿，最后分上下两册成书，在相关部门的范围内发行。参与翻译此书的编译所所员按每千字三或四元作为报酬。撇开完全无报酬的劳动不计，那时四元/千字的报酬也算得上创造了一项纪录。

    把它当成顿顿要服的药

    诚然，我懂一点英语，也经常使用英语辞典，甚至译过几本十九世纪的英文名著。但我毕竟不是正宗的科班出身。我译十九世纪的经典著作，译英国的，可以参考该书的俄译本；同样，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参考非常熟悉俄国、更加熟悉陀氏的英国翻译家康斯坦斯·加内特的英译本，仅此而已。这里头不存在什么秘密。

    在此我要向读者透露一个小故事。距今二十多年以前，我从一本俄文音乐杂志上看到，早就誉满全球的顶级俄国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应邀即将前往美国作巡回演出。他的首演定在芝加哥，节目竟是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上半场演奏d小调第一协奏曲，半场休息后再演奏降B大调第二协奏曲。勃氏这两部钢琴协奏曲每一部需时都不少于45分钟。光弹任何一部都足以令独奏大师累得大汗淋漓。我知道波兰钢琴家泽梅尔灌录此两首作品的碟片是一碟一首，共两碟；而泽大师灌录肖邦的e小调和f小调两首钢琴协奏曲只需一碟（70多分钟）。而里赫特大师一场音乐会把两首很长的协奏曲全拿下来，中场只有短短一会儿休息时间，的的确确有些超自然的色彩。于是我动了模仿的念头。出版社盯着我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译稿，我实在怕这道辣得要命的“名菜”，因其不合我的口味。我并不打算咬紧牙关死扛硬干，这样很可能落一个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下场。我以较高的速度（三天一万字）打出初稿，因为这是“要我译的”。这个“要”字尚需一分为二，一是头头声声催，二是倪亮、慎微两位俄文老编辑苦口婆心地力劝我勉为其难。我就把这件事当作天天顿顿要服用的药。支撑我的乃是另一本“我要译的”《名利场》——那一盒影影绰绰在前方向我招手的巧克力。

    那时我译这两块“砖头”，每完成二三十万字就骑自行车送到法华镇路去，《卡拉》交给顾生根，《花花世界》交给张建平（该书初版还是如此译的）。由于伏案疾书的时间太长，体重不断往上蹿。大约到1997年吧，我已经开始读校样了。

    1996年，我们所有尚是个体户的编译所所员只剩下七人：草婴、叶群、郝运、蔡慧、侯浚吉、陈良廷和我。上海文史馆在上半年已与出版局谈妥照单全收。六月份一个大雨倾盆的黄梅天，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谢丽娟为我们与同一批另几位新馆员一起颁发由当时徐匡迪市长签署的聘书。丰一吟已先于我们受聘。我们七人加上曾经同为编译所员的丰一吟在内，好比八仙过海，多次聚会。

    1998年盛夏，我骑车摔得厉害，手术后又发生感染，我活到六十五岁原本还未曾住过一天医院。所幸两块“砖头”的清样在受伤前看完了。

    “八仙过海”后又过了22年，这段时间内驾鹤西行者依次为叶、侯、蔡、草，尚留一半。

    我进入八十岁以后记忆力迅速衰退，医生虽不接受我加入老年痴呆俱乐部，但这种趋势是明摆着的。我已经够满意了，因为命运对我够宽容的了——这是真真正正的由衷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