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膨胀缺乏质量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

        李景端：听说您当选中国译协名誉会长，我倒无意专诚祝贺。因为我知道，这对您来说，不是一种光环，而是一种责任，更是对翻译工作健康发展的一种期盼。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见报载，说我国现在已是“翻译大国”，但还不是“翻译强国”，对这种评语，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季羡林：我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才接受当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我对翻译工作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真心希望它受到重视，并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至于翻译大国、强国问题，我认为翻译是精神产品，它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只追求数量。你翻译的数量再多，你成了翻译大国，但如果你翻译的东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这样的“翻译大国”又有什么意义。搞翻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需要。毛泽东讲“洋为中用”，我很赞成，我们需要的，是能为中所用的翻译，而不是“什么赚钱就译什么”那种惟利是图的翻译。假如靠后者数量的膨胀而形成的“翻译大国”，我看并不值得追求。至于强不强，似乎也不必作为我们翻译工作的一种目标。什么是“翻译强国”的标准？怎么定，谁来评，都说不准。依我看，能把外国好的东西及时翻译介绍过来就很好了，没必要去比谁强谁弱。

        提高翻译质量一要译者知识面广二要出版社把关严

        李景端：近几年对翻译质量下降的报道时常可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季羡林：这些年我看译著较少，更未去研究，不一定看得准。但总体感觉，至少从文学翻译来讲，虽存在粗制滥造低劣之作，但也确有质量上乘的。我担任过好多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组的评委，每届都有不少优秀译著参评，有些还得了大奖，像有些名家名著，经过修订后的新译本，其质量显然比旧译本好多了，所以不能笼统讲现在翻译质量全下降了。当然，下降的确实有，而且也不仅出现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其他领域，包括中译外，错译现象还相当多，有的还蛮严重，所以必须引起重视。

        李景端：依您看，当前有些翻译质量下降，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季羡林：原因很复杂，这里有译者基本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翻译批评缺位问题，以及出版社疏于把关问题等等。我只想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译者的知识面一定要广。现在的年轻人学外文的条件比过去好，他们理解外文的能力并不差，最不足的就是知识面不广，还包括中文功底薄弱，以致不注意或不善于根据不同的翻译对象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译笔。我这是从学术层面来讲的，那种因不讲译德，有意粗制滥造的当然不在此列。二是出版社务必严于把关。过去老“商务”、老“人文”出翻译书都有严格把关的好传统，这一关是不能削弱的。可惜现在不少出版社都放松了，有的社根本没有外文编辑，放弃了译文质量把关，又缺乏必要的翻译质量检查制度。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有关部门合力综合治理才能奏效。

        李景端：评判翻译质量优劣，势必涉及如何看待翻译的标准。去年报纸上就《堂吉诃德》中的某些翻译处理，曾引发一些争论。不知您对翻译标准问题有什么见解？

        季羡林：我没有深入研究过翻译理论，凭我自己的经验，不同门类的翻译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严格对应，有的无需或很难对应，能达意也行，所以翻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是严复的“信达雅”，或者后人新提出的，那也不能算是翻译标准，只是对翻译的一种要求，一种期盼。特别是文学翻译，涉及对作者、作品、背景等不同的理解，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当然，这些都要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

        再次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

        李景端：有人说，现在少见像傅雷、朱生豪、汝龙那样一批很知名的翻译家，这与我们现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有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季羡林：我认为，我们现在翻译队伍总体的素质并不低，否则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这么广的翻译成果。当然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翻译专业队伍重视不够，二是翻译的专业训练还嫌薄弱。以前上海有一批专以翻译为职业的翻译家，对推动文学翻译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搞文学翻译，好像都变成业余的了。翻译是一门学科，有它自身的规律。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翻译应该成为社会需要、受人尊重的一项职业，所以，要加强翻译专业队伍的建设。其次，现在大学里只把翻译当做学外文的一种附属，好像学了外文就自然会搞翻译了。不是这样。要从改进大学里翻译的教学入手，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使翻译后备队伍能得到良好的翻译专业训练。我还主张，想搞翻译的人，应该多学一两门外语才好。

        李景端：我国至今尚无国家授予的“翻译奖”。据说，设立这个奖项存在许多困难，不知您怎么看？

        季羡林：好多年以前我就呼吁过要设立政府颁发的“翻译奖”。这不仅因为许多国家都设有，更因为翻译工作是跨学科、跨部门的，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为了体现国家对这项重要工作的支持，尽快设立“国家翻译奖”是非常必要的。鉴于翻译的重要性，即使有困难，也应该加以克服。我再次呼吁，由政府某个部门牵头，先把这项奖设立起来，再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努力为翻译界做一件实事。

        克服“偏食”，调整政策，加强统一领导

        李景端：为了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您认为当前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季羡林：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又不是主管官员，看不准，说不全。但我想到了几点：

        第一，借用一句当前的时髦话，就是要注意“翻译生态的平衡”。一个社会的文明，是由多种文化互相融合、综合形成的。就介绍当代外国文学来讲，我感到我们现在似乎存在一种“偏食”现象，就是只关注介绍英美的，图书、影视几乎都是这样。先进文化绝不是只有英美有。从文学翻译来讲，其实古与今、东方与西方、高雅与通俗，乃至不同门类、不同体裁，都应该择优翻译，协调介绍。我特别要强调一下，要重视研究和翻译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要解决这个“偏食”现象，我认为加强统一规划很有必要。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像某些有很高学术或艺术价值的，或者是填补空白的，就需要通过规划给予必要的扶持；对于那些低水平重复出版的译作，也要通过规划加以限制，力求实现质量优良、结构合理的真实繁荣。

        第二，政策上要研究如何调整。比如说，高校中翻译不能算科研成果，这样一刀切是否合理？能否区分一下哪些算哪些不算。翻译报酬，现在搞口译的有的高得离谱，而搞文学翻译的，每千字还是几十元，显得太低了。政协开会，这个界那个界多得很，惟独没有翻译界，不在乎多少名额，列上这个界，也体现了对这一行业的重视。译作因为都是根据原作派生的，因此，被人抄袭以后往往由于侵权文字难以认定而使译者维权产生困难。如此等等问题，都有待研究改进。第三，关键还在于要加强统一领导。翻译工作重要性，说起来都知道，但实际工作中，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哪个明确统管翻译问题。前年梅绍武等三十几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国家明确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涉及翻译的共性问题，结果依然没有下文。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等，该做的工作还多着呢，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