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就有出版社找我翻译外国儿童读物，但是都被我回绝了。因为我深知，翻译实在是件很辛苦的事。往功利点想，儿童读物的翻译因为比较浅显，在大学里无法被计算成工作成果。而就算童书译作得以出版，对于译者来说，所获得的成就感，也远远比不上翻译那些纯文学作品。只是这两年，儿童图书的版权引进越来越兴旺，找上门来的出版社也越来越多，盛情难却，到了去年，我终于接手了第一套儿童读物的翻译。

　　那是一套在瑞典家喻户晓的儿童侦探故事，一共有10本。其间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第五个侦探故事翻译到尾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涉及同性恋的故事。我当时就懵了。在一个开放、现代的社会里，同性恋早已不是什么禁忌，但是，这样的情节出现在一本儿童读物里，中国的家长们会不会接受呢？我实在不敢确定出版社的编辑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可是万一这本书无法出版，我这将近一万字的译稿也就付之东流。我想了想，并没有把这个细节告诉编辑，而是把这个带有同性恋情节的故事夹杂在另外九个故事中，一起交给了出版社。两个月后，这套书得以出版，一拿到样书，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看那个故事的结局——果不其然，编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这个故事做了细致地处理，把结局改写成了两个失散已久的亲兄弟的重逢……

　　这个插曲也让我长了一个教训：老师们总是说，翻译一部作品之前，一定要先通读一遍，然后再开始动笔。显然是我太过浮躁了，没有遵循前辈们的教诲，才会错过发现问题的时机。

　　前不久我又接了一套儿童绘本的翻译，完工之后，出版社说应外国版权方的要求，需要把我的译稿发给外方进行审阅。这下我立刻就不淡定了：大家都知道，翻译儿童读物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对儿童语言的把握上。我实在无法揣摩外方的口味：如果我直译原文，难免会出现一些不符合中国儿童阅读习惯的语句；如果我对它们加以修改，外方会不会认为译作跟原作偏离得太远？这个尺度该如何把握？忐忑不安地等了两周，终于收到了外方的答复，他们认可了我的译稿。事后出版社跟我解释说，外方之所以这么兴师动众，是因为这套绘本在瑞典太有名了，作者几乎是他们国宝级的人物，书中的主人公就跟孙悟空在中国一样家喻户晓，所以对待译作自然要严谨一些。这套书已经被译成了30多种语言，每一种语言的译作都是经过严格把关的。

　　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外国版权方真的有能力进行中文的审阅吗？既然有中文的专家，他们何不自己把这套书给翻译了？

　　今年儿童节之前，我翻译的另一套儿童图书也出版了，作者也是一位在瑞典非常有名的绘本作家。在这套书里，作者跟孩子们聊到了生命、死亡、爱情、儿童的权利。几乎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很多家长就爱上了这套书，尤其是里面涉及到性、生命、死亡的话题，更是让大人们耳目一新。新书发布会上，家长们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如何回答孩子们的‘敏感问题’”而展开。可是作为译者，我一直有个问题：这套书到底是给多大的孩子读的呢？嗯，看起来，家长们的兴趣明显要比孩子们大得多啊。

　　我有几个热心朋友，一下入手了好几套，送给身边的小孩子作礼物。没过几天，孩子们的反馈就陆陆续续传到了我这里。不出所料，所有的小朋友，最喜欢的话题不是生命，不是毛发，不是性，而是那本——《我们一起聊大便》!

　　（作者系外语教师，媒体专栏作者，曾获瑞典文学翻译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