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脸庞清瘦，显得很恬静。客厅的陈设以中式为主，墙上挂着丈夫陈乐民的书画遗作。在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架漂亮的钢琴，她还常常弹奏。

　　一见面资中筠先生就笑着说，“说一下过去的经历，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整个20世纪中国变化的缩影，跟近代史有紧密的关系。”

　　父亲学了10年经济学，母亲受益于黄炎培的办学

　　我父母同岁，都是世纪同龄人。父亲出生在湖南山沟里，家里算是个小地主，生活还过得去，但也不是很富有。父亲起先在家里上私塾之类的，废科举以后没多久县里就有小学了，就是新式学堂。当时，县政府拼命宣传，说服大家把小孩送去上学，上学不仅完全免费，而且还发校服。父亲曾对我说，他一辈子上学就没用过家里的钱，从上小学起就是政府倒贴钱给他们去上学。

　　父亲中学毕业时才17岁，家里给他说了个媳妇，并且限制他上大学最远不能出长沙，父亲不愿意接受这种束缚，逃婚跑了。这也是那时候青年中间的潮流。他跑到上海，本想考清华，但因英文不好没考上。恰好碰上官费留日招生，他通过了考试，就跑到日本去读书了。那时青年人都是想救国的，不管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大概他是想经济救国。所以，从1917年到1926年，他在日本读了10年经济学。父亲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从政的意识很强，非要参加什么革命运动，但思想上肯定受到当时的新潮影响，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他毅然回国。

　　母亲是浙江湖州人，那个时候叫吴兴县，现在叫德清县，那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鱼米之乡。外公做过不大不小的官，据说是松江府台之类，但是去世比较早，因此家里也有点儿困难，并不是很有钱。那个年代女孩子还是要缠足的，可母亲家比较开明就没有缠足。面对当时各种维新、革命运动，外公曾对孩子们说：“我是食君之禄，只能忠于大清朝了，但是你们可以去做你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母亲有幸考进黄炎培、史良才等人办的女子职业学校。那所女子蚕桑学校位于苏州浒墅关，水平大概相当于中专和大专之间。在那里上学的，都是社会上比较开明的女性。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和她是同学。

　　这个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养蚕制作丝，改良蚕丝业。现实意义非常明确，与日本丝业竞争，战胜日本，守住中国蚕丝业的优势地位和市场。母亲这批女学生搞科学养蚕，从德国进口显微镜，研究蚕的生长。假期实习分成小组，到养蚕户家宣传、传授科学养蚕的办法。母亲最后的工作是在黄炎培办的女子职业学校任蚕桑科主任。

　　父亲喜欢新式女性，但又不希望母亲工作

　　母亲比父亲出道早，父亲毕业回国时，她已事业有成，她想做事，一再推迟婚期。从确定关系到结婚，我父亲等了她十年。最后母亲被感动，就同意结婚了。婚前母亲给父亲“约法三章”：一是不到他们家去当儿媳妇。那时候浙江人看内地的省份，比如湖南，觉得他们闭塞落后。母亲是书香门第，又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不愿当封建大家庭的媳妇。但是要他们家正式出来一个人到上海来主婚，以表示是明媒正娶。既不去当媳妇，又要明媒正娶，母亲这两样都要。二就是我父亲不能从政、做官。不能从政的原因很有意思，一到官场，就有上下级，对上总要卑躬屈膝，而且母亲很讨厌那些官太太，不愿意跟那些官太太来往、打牌。三是在经济上要有自主性，得有经济权，父亲不得干涉。因为我母亲喜欢帮助别人，而且她特别喜欢资助别人上学，她希望父亲别干涉她这些，别太小气，这些我父亲都答应了。

　　不过，父亲还是有点儿旧的思想，一方面他的择偶条件很新，就是喜欢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而且要志同道合。但他又希望她结婚以后最好在家里呆着。父亲虽然没提出这个条件，但是最后就把她关在家里了。母亲看似约法三章很厉害，实际上牺牲了一生的事业。

　　父母结婚以后，黄炎培和冷御秋还曾专门跑到家里去跟我父亲谈判，要请母亲去丝业改良委员会任职。在他们的劝说下，父亲被说动了。可是不久母亲怀我了，暂时不能去工作了。后来又得了肺结核在家修养，慢慢脱离了原来事业的环境，逐渐变成家庭妇女。上世纪50年代，母亲曾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挺遗憾的，后来没有什么成就，不像费达生一直献身蚕桑事业，做出不小贡献。所以母亲那个时候精力没处使，就只好在我的身上下功夫了，对我的管教特别严厉。

　　民国时期的教育很成功

　　我当时所受的教育，以及整个的民国教育，并不存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现在动不动就说“西化”怎么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失传了怎么样。其实我们这一辈人，包括我们上一辈人，都不会觉得中西文化有绝对冲突。我从一年级进学校就唱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年级开始写文言文，在母亲的“发蒙”下从小读古书很多，《论语》就是母亲教授的。

　　中学除了国文之外，还有经训课，就是四书五经选读。同时念英文，还朗诵美国的《独立宣言》，另外我们还有公民教育的课程。所以，我从小对于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思想有认同，这些都不会妨碍我同时接受传统道德和文化修养。现在一说西方的东西，都不得了了，洪水猛兽了，非得拿出孔子来镇一镇，这正说明我们整个价值观的断裂。

　　我觉得民国时期的教育还是很成功的，那时候的学校，每一个校长都有自己的理念，他按照他的理念办学校，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不同的校训，但是大同小异，骨子里都是相通的。

　　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

　　1947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抗战刚结束，清华、北大和南开还是联合招生。从1946年复校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生，1947年是第二年。原来只在西南一隅招生，复校后短期内不可能扩大名额，而招生范围忽然扩大到全国，录取比例之低可想而知。特别是像清华、北大那样的少数“国立大学”全免学费，是贫寒子弟力争的机会。我报考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清华落榜，先上了燕大。可我挺不甘心，在燕大读了一年，1948年又考转学，直接上了清华外文系二年级。

　　1949年后，清华开始搞“肃清帝国主义影响”运动，外文系是重点。当然也还是继续上课，我写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先生。那时候钱先生刚回国，没有后来名气那么大，只是感到他是一个比较年轻、学问特别渊博的教授，讲课很吸引人。

　　抗美援朝运动后，同学们推选我向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要求取消毕业论文，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这个提议当然被驳回了。不过，最后半年主要是开会、思想改造，我又积极申请入团，就没心思学习，钱先生虽然不满意，但还宽厚地给了我90分。毕业之后，原本我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按专业，我本来分配到它下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局，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可是去报到时被扣留在另外一个处——宗教事务处。

　　在“和大”配合苏联搞统战

　　1952年，新成立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在中国举行第一次的国际会议——亚太和平会议。这时就特别需要外文人才，我就被借调过去。1953年，我正式调到“和大”工作，1956年被派驻维也纳。

　　实际上，“和大”就是配合苏联的外交政策工作。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双方都要争和平的旗帜，都要把局势紧张、战争威胁的责任推给对方。因此，苏联在布拉格开了一个世界和平大会，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就已经派代表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之后就成立了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接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都成立了同样的组织。

　　我在“和大”时主要的工作，一方面是专门配合苏联开会。苏联要想宣传一个和平外交主张的时候就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搞一个名目：“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或者“裁军会议”，然后各个国家派代表去参加。另一方面，中国也想趁这个机会打破美国的外交封锁，与许多没有建交的国家发展民间往来。

　　配合苏联外交工作这个事情，相信你们会觉得很神秘，确实也是很有意思。战后欧洲的主要国家知识分子大部分左倾，凡是有名一点的知识分子，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路人，或是左翼社会党。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成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开会时，真是名人云集，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几个副主席也都是大人物，代表中国的副主席是郭沫若，代表日本的副主席是西园寺公一。

　　当时有一个原则，就是离西方越近越好，可惜真正的西方国家进不去，所以开始总部设在布拉格，后来就搬到维也纳。每一次开会要通过好多好多决议，世界上有什么斗争我们就支持什么斗争，各个小国家或民族解放组织的代表，唯一的要求就是通过支持他们斗争的决议。比如通过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独立斗争，要求释放肯尼亚的民族领袖肯尼亚塔等等。

　　我记得，1958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时候，我们开会必然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议题。但是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有争议的，因为法共和苏联对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态度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后来几年主要就是支持越南人民斗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那时越南的代表讲话总是得到全场起立鼓掌。

　　跟着郭沫若见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萨达特

　　1955年在新德里举行“亚洲国家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是为亚洲团结运动之始。印度作为中立国家担任主席，出面是尼赫鲁的嫂子拉米西瓦里·尼赫鲁夫人。后来非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埃及出现了纳赛尔革命，于是扩大到“亚非人民团结运动”

　　1958年在埃及开会，成立“亚非团结委员会”，把埃及捧上去，主席是埃及人。这样我们机关又多了一个牌子，叫“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那次会议我跟着郭沫若一起去萨达特家里，他那时是埃及国民议会主席。埃及这些国家的上层人士都是挺神气的，按现在的话说“都挺有范儿的”。他们自己不讲外文，正式讲话都是阿拉伯文。但是他们的夫人基本都是新式女性，都不带面纱，许多曾留学欧洲，英、法文很流利。在我的印象里萨达特夫人挺漂亮、挺新式。那天，萨达特没有穿军装，态度也挺谦和，谈话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我们表示支持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之类。没想到多年后，他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言和的埃及总统，又不幸被刺了。

　　各代表团的团长还受到过纳赛尔的接见，我也陪郭老参加了。他的接见与我国领导人见外宾完全不一样。他这个人非常神气，我们所有被接见的人像赶鸭子一样，先被引到在一间空屋子里等待，包括郭老在内，都没有地方坐。大家站在很空的房间里等纳赛尔。半天，忽然通知纳赛尔要来了，让大家站成一圈，他的助手先在前头喝道，纳塞尔一身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一一握手，然后就站在那儿发表一通讲话，连个座都没有，也不和客人交谈。然后就退场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太傲气了。后来我发现不少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袖都有点这个味道。

　　困难时期主动要求回国挨饿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这件事对整个欧洲的左翼触动很大，我自己也很震惊，至今印象还很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国内是看不到的，我们在国外自然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刊登了秘密报告的全文，我看完后很震惊。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洗脑已经被洗得差不多了，非常坚定地相信国内所讲的一切，也就是不管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也还是要拥护苏联，不能让帝国主义钻空子。

　　不久，爆发了匈牙利事件，国际上有好多原来的共产党员退党。紧接着就接到国内的一些精神，意思就是说我党一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有错误。但是越到这种时候，共产党人越要坚定，就是要经得起考验。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有些人退党了，党就更加纯洁了。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就想要特别注意自己要经得起考验。我当时认为，这是斯大林个人犯了一些错误，不能因此对共产主义事业动摇。

　　1958年，我们听说国内“大跃进”了，粮食多到吃不完，农村吃饭不要钱，兴奋得不得了，以为中国了不起了。到1959年的时候，又听说国内经济不好了，大家生活很苦，有的地方还在挨饿。现在的人一定不能想象，我们几个年轻人，包括我跟陈乐民就觉得自己在国外养尊处优非常惭愧，就申请回国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也就是一块儿去挨饿。我们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经济困难，是不是政策失误了。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我们在国外与国内生活反差太大，是惭愧的事情。1959年夏，我和陈乐民暂时奉调回国，不久就真的感到匮乏的滋味了。后来，赶上中苏交恶，和平运动也分裂，我们就没有再回维也纳。以后几年我也尝到饥饿的滋味，身体浮肿，不过比起农村来还要好得多。

　　不喜欢人们总是介绍我曾是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我最不喜欢人家老介绍我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好像这样就算是抬高身价，是一种恭维。我是做过这方面工作，但不是我主要的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跟“文革”时期不一样，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我1959年回国，当时国家领导人见外宾由国务院外办派翻译，外办掌握一个各语种的外文干部名单，大约经过审查、历史没有问题、业务又比较好的。想必这个名单里就有我。平时，这几个人在本单位该干什么干什么，遇到领导人有外事活动，由外事办公室抽调使用。一个语种有两三个人，需要时通过本单位办公室通知你。

　　大概从1959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我此类任务比较多，因为我会两种文字，英文和法文。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到所有领导人可能都翻过，当然周总理最多，因为他外事活动最多。周恩来比较喜欢用我们这些在“和大”工作过的人，因为我们接触面广，当时世界各地的热点问题都知道一些。虽然外交部也有很好的翻译，但是他们分管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别的地区就不熟悉。

　　每年国庆周恩来都要举行一次国宴，有时春节请外国专家等，他也出面。宴会上，我们几个翻译就坐在一个地方，总理起来要巡回祝酒了，赶快跟在后头一桌一桌转。例如他要与拉美的人说几句，西班牙文翻译就赶快向前几步。

　　我第一次接触周总理是1954年，“和大”接待一个印度艺术代表团，那个时候印度是我们除了苏联之外最重要的邦交国了，对他们的接待规格很高。为印度艺术代表团举行的一次酒会上，大家都是走来走去，乱糟糟的。忽然周恩来来了，他进来不是前呼后拥，虽然有警卫，但我们看不见。周恩来进来就跟大家碰杯，这时我跟几个同事在一块儿扎堆聊天，我印象挺深，他忽然过来跟我们说：“你们认得我吗？我叫周恩来。”我们几个姑娘大为惊喜，赶快说认得，他随便问了几句就走开了。

　　第一次见毛泽东就更没什么特别。记得是1959年国庆节，我陪着来参加10周年国庆的一批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间到了，就有礼宾官叫我领着他们去一间小屋子见毛主席，说了几句客套话。这些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领导人，也没有现在想的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我为什么对这样一种介绍反感呢？因为好像一个人的身价随着他为之服务的人的身份而提高，而我追求的是自己独立做出的贡献。即使是翻译，实际上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和经典著作的笔译比给领导人翻译更难，更见水平。另外，到“文革”之中，一切都不正常了。毛主席完全被神化，极少人能接触到。“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翻译，真的被赋予一种特殊身份。我那时已经在干校劳动。我出于洁身自好，也怕现在人不了解情况，引起误解，所以总要予以澄清。

　　属于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1964年，我大病一场，前后两年，紧接着就赶上“文革”。说来我还要“感谢”“文革”，要是没有“文革”的话，我的病不会彻底好。我得的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这个病就是由于工作压力大、太紧张了。现在的翻译特别娇气，同声传译一个钟头换一次，我们那时都是从头盯到尾，8个钟头最多两个人轮流，有时就是一个人，而且秘书工作、起草文稿等都要做。

　　尤其是中苏有分歧之后，双方常常为了一个决议要争一夜，就是一个字也要争夺。其实，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用词分寸如何？骂帝国主义到什么程度？一个文件中出现几次美帝字样，那个时候觉得重要得不得了。国内都有指示，争不到自己要的，苏联代表回去难交差，我们代表回去也交不了差。我们这些翻译就得陪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抠。那个时候年纪轻，不在乎，吃兴奋剂，硬挺着。我最长的一次，连续不睡觉，工作了48个小时。忽然有一天身体就完全垮掉，病倒以后非常虚弱，大夫说我以后不能再做高强度脑力劳动的工作了，当时我挺伤心的。病初步好转后就上半天班，休养时间太长，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赶上“文革”，不久就下放，成天去干体力劳动，不读书，不看报，病就给养好了。

　　我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业务上又需要“用其一技之长”。到“文革”前已经工作十五年，连个科级都不是。级别不高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达到挨斗的级别。虽说没有被作为“当权派”来斗，但还是挨了不少大字报。群众批领导时，认为领导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重用我这种人。这主要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起先我还不知道，我被使用的情况很突出，在别人看起来，就是你一天到晚跟领导做重要的事情。“文革”初期，同事们贴我的大字报，我才知道虽然我努力改造，但是在群众眼中，我从来被认为没有改造好。在单位里打扫卫生，我都是一马当先，但是也白搭，人家不承认，出身是无法改变的。确实，由于出身的原因，我举止跟劳动人民可能还是差得比较远，由于工作的性质，不大可能多参加机关的群众活动，总是不能“打成一片”。运动一来，各种不满发作出来，后来我感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又觉得不能怪我，感到委屈。不久，我就被下放劳动了，起先是在京郊。林彪的“一号命令”后，我们单位整体去河南，我一家三口在河南农村待了一年半。

　　要求调到研究部门，脱离迎来送往的“官场”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周恩来预计将会有一个外事工作高峰，所以就要求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外文干部先调回北京待用。那时，我在干校一心学习当农民，已经不问天下事，不作回京的打算了。1971年秋我忽然从干校奉调回京。当时“和大”已经撤销，合并到对外友协，我就分配在对外友协“美大处”工作，随后任美国组组长。尼克松访华时，我就被借调到外交部参与了接待班子。尼克松访华的整个随行团有400人，其中200人是记者，包括各大报纸、通讯社、三大电视台和几家广播电台，所以接待任务很重，需要很多人。我被分配到记者组。第一次开会，发现许多过去群众团体的熟人，我们以前开国际会议常常互相借调，所以很熟悉，大家有劫后余生之感。他们不少人比我受冲击大，有的真的是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对外交部的人我的感觉相反，过去比较熟的人都不见了，大部分还在干校。留在部内的是被认为“站队站对了”的，还有新上来一批都比较年轻，而且态度相当不可一世。

　　尼克松访华整个过程非常机密，我们被调上来的这些“外单位”的人就算外围，不能了解太多情况。我们这些非外交部的人其实都是外事岗位的“老资格”，如今受此歧视，都感觉不平，但也无可奈何。这就是当时的政治气氛。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常常有一种挫折感。从我开始工作一直到“文革”之前，一直都是论资排辈。有些人读书不多，水平不高，就是资格比我老，而我永远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文革”之后强调起用年轻人，那时提拔干部得30岁以下，我这种“文革”前的老人，总好像是留用人员，既不是新上来的人也不是根红苗正。同时，自己阅历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多，而此时不得不去服从那些比我资历、水平差好多的人。明明他说的根本就不对头，或者他根本不懂，还得尊重他的意见。特别是“文革”中荒唐事越来越多，随着是非观念的觉醒，我感到无法继续做驯服工具。这时候，我原来受母亲的影响、希望远离官场的本性就浮现出来。以前一直是把它作为“革命工作”，此时越来越感到就是“官场”，一级压一级。同时又感到自己劳碌半生一事无成，什么也留不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稍稍可以表达一点自己的意愿时，我就坚决要求调到研究部门，脱离这种迎来送往的活动。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对研究帮助很大

　　那时候，我们这些所谓高级翻译、高级外文人才，登记在册不能离开外交部系统。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外交部所属的单位，就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在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外交部是最边缘的部门，通常是储存历次政治运动被贬的干部的地方，等“落实政策”再调回本部。我回绝了到驻外使馆的“商调”，主动要求到研究所。

　　国际问题研究所有非常好的图书馆，这是得天独厚的，即使在“文革”时候，它都有特权进外国的书，档案资料非常全。我意外地发现整套的美国解密外交档案，如获至宝，在图书馆看了半年，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一文，发表在研究所的刊物《国际问题研究》上。这篇文章完全是从美国的档案里挖掘出来的材料。文章发表时，正好赶上中美关于对台军售的谈判。我的文章正好说明美国一直有把台湾分离出去的设想，而且完全是美国自己档案里头的证据。当时，外交部长黄华主持整个谈判，他看了非常高兴，就推荐《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其实，我并没有受命写这篇文章，但是大家都以为我是配合谈判写的，所以这篇文章就受到很大注意。当时，中美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全世界都关注，所以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都翻译了。后来我到美国去开会，拜访一名国会议员，发现他的桌上都有我的文章。之后，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交流，我老老实实一直在档案馆和图书馆研究，收获很大，回国时复印了一大批资料回来。就写出第一本书——《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脱离枷锁 回归自我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飞机上遇到李慎之先生，正好我们坐在一起，就谈起对现在外交的看法，一路谈得很好。我们都认为当时的外交太僵化。我原来不认识他，这样一位老干部，思想如此解放，谈话如此坦率没有官腔，印象很深。他刚组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下飞机时，他就邀请我到美国所工作，还说“外交部的事情，我去运作。”大概是运作了一年，也没成。后来李慎之提出要我去当副所长。按照人事惯例，外交部不放人就是“耽误我的前途”了，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从此之后，我真正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这一年是1985年，我已经55岁了。

　　其实，大概从“文革”后期开始，我的思想就开始有变化，可以说是自我启蒙。改革开放以后逐步从枷锁里脱离出来，回归我早期的教育所形成的本色，这是不费什么劲的。我接上了自己的传统之后，就越想越明白。我几次要求调工作或辞职似乎都是在逃离，实际上是在回归自我。我自问不是大胆叛逆之人，只能洁身自好，在有限的可能条件下尽量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正义感比较强烈，对谎言和非正义之事容忍度较小。自己衣食无忧，总不能忘怀民族的前途，不能无视民间疾苦，也是基本教养之一，总是忍不住要发出声音，并非是有什么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在完全退休之后，讲真话的空间更大一些，所以如果学术上、思想上有一些成果，大部分还是在退休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