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周报：黄局长，您是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年来，您觉得政协工作有哪些变化呢？

　　黄友义：今年就我所接触到的这一届的政协委员，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更强。许多委员意识到，政协工作并不只是开会这么十几天，平时的每一天都应该发挥作用。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在上一届的五年里，平时许多时间我要用于参加政协组织的调研和各种论坛。特别是在参加外委会的工作时，围绕着树立中国形象，了解外国人对中国的疑虑，以及如何向外国人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等，就有许多工作可做。所以，我也期待着在第二届委员的任期里，能够参与更多的调研活动。

　　您今年的提案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我今年的提案还是比较侧重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跟翻译相关。

　　一个就是大家都批评的中国的翻译市场比较混乱，没有准入制度，谁都可以注册。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翻译的相关法律，没有法律就不能对这一市场进行规范。因此，我的其中一个提案是建议由中央政府的某个相关部门来关注这件事，开展相关立法的调研工作，为立法做准备。

　　另一个提案也跟翻译有关。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他的作品受欢迎，还因为他的作品出版的语种最多，这是作家们都了解的。中国不应满足于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诺贝尔奖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学文凭的唯一标准，但毕竟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的标志之一。法国有过十五个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英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也都是有七到十一二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的近邻日本也有两个。所以，当莫言获奖以后，中国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长征也就开始了，而这里边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翻译。

　　要想让中国文学在国际上有影响，还需要把更多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更多的语言。为什么现在这个状况进展缓慢呢？主要原因就是翻译人才缺乏。因此，我在提案里建议说，几个政府部门联手再加上一些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共同打造一个翻译行业人才库，这个人才库必须是公共的、可查询的。在册的翻译人才在哪些领域的翻译方面有优势，比如是文学方面，还是经济方面，或者法律方面，是可以查询的，库里还包括他们的学历、所翻译过的作品等等。这样一来，就建立成一个公众可以信赖的有公信力的翻译人才库。这个人才库的建设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技术保障，二是要把遍布国内外的这些信息收集到一起，供第三方查实。这就需要各个与翻译有关的部门一起努力，因为翻译人才并不是集中的，而是分散在各个单位的，建立这样一个人才库，需要时间的投入，金钱的投入。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愈加复杂，外宣工作是不是越来越重要呢？

　　目前，我国面临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因此，外宣工作，包括外文局的工作，意义都非常重要。外文局以书、刊、网的形式，向世界各国人民，向我们的读者介绍、阐述中国的立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的发展对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带来的机遇。

　　我最近注意到，去年底，有报道称美国把拥有七十多年历史的刊物《新闻周刊》停掉了。而事实并非如此，《新闻周刊》只是停止在美国本土发行纸质版，只保留网络版，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比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它的英文版依然存在。美国如此强大，依然在商业形式的包装下宣传和解读它的立场，我们的外宣工作更加应该加强，要把我们的声音传送出去。

　　当然，中国也好，世界也好，现在都处在新媒体时代。但不能说网络宣传就能取代一切，美国新闻周刊这个例子说明，在多媒体时代，纸质媒体刊物依然非常重要，还有自己的市场。像《北京周报》、《今日中国》这样的外文刊物，在中国外宣领域的重要性根本没有减少，而是加大了。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许多文化事业单位需要转企。作为重要的外宣单位，外文局应如何协调文化体制改革和外宣工作呢？

　　外文局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一直在努力。首先，下属几家出版社已经成功改制为企业。现在，国家也要求非时政类杂志转成企业，所以，外文局也有些中文杂志正处在转制当中。

　　我认为，外文杂志可以用企业的办法来管理，但是国家的投入和社会的支持不能减少，不能说改成企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要知道，美国的美国之音，英国的BBC，都是由国家支持的媒体，美国之音甚至是美国政府全额拨款的。因此，在文化体制改革当中，我们不能重视一种倾向而忽略了另一种倾向。对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是需要国家和社会投入的。美国国会在这方面头脑就非常清醒。前年，美国国会做了几个调研，其中一个由国会外委会的领袖牵头，他就拿中国说事儿，说美国又在面临中国的另外一种贸易赤字，那就是中国在对外传播方面投入比较大，美国落后了。最后他们的结论是，美国政府要加大在对外传播方面的资金投入。所以我觉得，对外传播的发展不是靠转成企业就一定能解决的。（本刊记者 于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