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且以太宰治为例。他的《人的失格》中译本据说已有不下10种。10种译本肯定一种一个样。例如“第一篇手扎”开头第一句，日文当然同是“恥の多い生涯を送って来ました”，但看我手头两种译本，一种译为“我的一生是充满羞耻地走过来的”；另一种为“回首往事，尽是可耻之事”。而拙译则是“送走了耻辱多多的人生”。不仅文体或行文风格明显不同，而且意思也不尽一致。就连书名都各所不一：前两种照搬日语而为《人间失格》。另有人译成《丧失为人的资格》。就意思的准确性而言，当属后者。前两种貌似“忠实”，而语义偏离大矣。这是因为，作为日语的“人间”，语义为“人”或“人们”。不过自不待言，如此译法并非由于译者理解失误，而可能出于对“异化”或形式对应方面的考虑。换言之，前两种译法太“生”，后一种则未免过“熟”。作为后来者的我——幸亏我是后来者——一再抓耳挠腮的结果，最后决定译为“人的失格”。盖因愚以为翻译当介于生熟之间也。太生（异化），则意思似是而非；过熟（归化），则有以释代译之嫌。借用那句关于翻译的意大利名言：翻译如女人，贞洁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贞洁。

那么，哪一种是百分之百原汁原味的，或既“贞洁”又“漂亮”的太宰治呢？答案不言自明：都不是，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太宰治，一如“百分之百的女孩”和“百分之百的男孩”，这个世界上哪里都不存在。然而吊诡的是，每个译者又都在挖空心思追求且深信自己译出的是百分之百。也必须如此追求和如此自信。否则，翻译就无以成立，优秀翻译就难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这里指文学翻译——中的百分之百始终是一虚幻的梦境，一如盖茨比整夜整夜守护的对岸的绿色光点一样可望不可及。一句话，翻译永远“在路上”。译者只能向那个光点步步逼近：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百分之百则永远在光影迷离的彼岸。

何以如此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到底，任何翻译都是以译者个性化理解为前提的语言转换。理解总是因人而异。而文学翻译还要加上对原作审美情境的感悟能力。这方面差异更大也更微妙。好比钢琴家弹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由于每个钢琴家对乐曲的理解、感悟总有个人主观性介入其中，演奏效果必然存在种种微妙差异。另一个原因在于两种语言功力。尤其对外语的语感捕捉能力和母语表达能力。而后者往往不被看重。从根本上说，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母语写作。一个不能用母语写出一手像样的文章的人，绝无可能搞出像样的翻译。但另一方面——恕我重复——哪怕这两点再出类拔萃，要百分之百再现原作也绝无可能。再打个比方，翻译好比复印机，复印机质量再好，复印件也不可能同原件一模一样。可以惟妙惟肖，但不可能一模一样。又如镜子，哪怕影像再逼真，那也终究是逼真，而非就是真。一言以蔽之，百分之百的太宰治哪里都找不到。可以接近，甚至可以超越，但等同不可能。换言之，可以是百分之九十的太宰治，甚至可以是百分之一百零五的太宰治，但没有百分之百。然而，译者又偏要追求百分之百。我也不例外。（林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