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好莱坞大片上映，中文字幕总会被人“找茬”，并调侃为“神翻译”。而译制机构也有自己的理由：时间紧、任务重、收入低，加之需要保密，人员招募严格受限。有人认为，时代在进步，观众眼光变得更加挑剔，而固有的译制模式难以满足需求，二者的失衡导致争议频发。同时，翻译工作者的生存困境和由此造成的翻译人才短缺、作品良莠不齐的现状，也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翻译者靠稿费无法谋生，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摆渡人”，很多翻译工作者因稿费低廉常常只能兼职，随着一批优秀翻译家相继去世，人们担心中国将迎来一个“粗糙翻译”时代。

　　目前，国内语言服务业专职从业人员约为120万人，其中翻译人员占53%，约为64万人。虽说，基本上每一所大学都开设了外语学院，每年从外语院校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很多，但是质量一直不是很高。一方面，优质生源缺乏是造成我国翻译业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最优秀的外语人才一般不会选择外语作为自己攻读的专业，会中途转到财经管理类等专业去。另一方面，年轻人不愿当专职译者，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国内评价体系不认可翻译成果的原因。

　　如今翻译界情况很不乐观，有量无质。老一辈的翻译家年事已高，无法继续从事翻译，而年轻人多半不愿意投身稿酬颇低的文学翻译，从而选择报酬丰厚的商务翻译，这更让翻译行业刮起一阵浮躁风气。像傅雷、方平、草婴等老一辈翻译家都把翻译工作作为终身事业去做，他们翻译的作品都有很高水准，但生活于市场经济时代的年轻译者，似乎更愿意将翻译工作商业化，很少有年轻译者为追求翻译质量，逐字逐词去反复推敲。他们更致力于追求效率，译文粗糙现象严重。而一旦缺失职业精神，译者是绝不可能造就经典之作的。

　　有人说对于一部译著，在书中“译者的身份是隐身的，难以和作者相比”，现实中也是如此。相比作家来说，一直以来翻译家的收入和地位都相去甚远，是被忽视的一部分人。报酬少、工作强度大的现状导致一些译者离开翻译圈子，更让出版社头疼的是翻译中的高质量人才稀缺。对于出版社来说，一边是译者抱怨翻译费太低，另一边则是读者吐槽市场上的译著很多都是滥竽充数的粗糙译本。由于难请到优秀的译者，一些出版社干脆找在校学生。这些学生水平良莠不齐，到了交稿时间，对于那些交不上稿的学生，有的出版社就放松了对译稿的要求，甚至暗示：“改一改、弄一下，差不多就行了。”其中不乏有人要么用翻译软件，要么从不同的译本选词摘句，凑成一篇稿子交差了事。甚至一度在出版界出现“中译中”这个词，讽刺把不同译本的中文编译一下，变成另一个中文版本的现象。

　　翻译作品质量粗糙是令中国翻译界倍感头疼的一个问题。近十年来，一些出版社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大量组织重译外国文学作品，而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拼凑他人译作的抄袭现象。翻译作品质量粗糙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译者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只讲薪酬，对翻译工作敷衍了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出版社要求译者在短时间内将作品翻译完，使得译者只能拼命“赶工期”。事实上，在出版方和译者的关系中，译者基本处于被动地位。现在一本书的出版周期越来越短，一些出版方留给译者的时间往往只有几个月，文学的严肃性正被商业利益取代。

　　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家赵景深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凡卡》时，因不了解原文中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将“银河”（MilkyWay）按字面意思错译为“牛奶路”，结果闹出了个大笑话，鲁迅先生还专门撰文挖苦了赵景深，从此“牛奶路”便成为错译的代名词。如今近一个世纪过去，在当下文学作品翻译中，类似错译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着花样儿层出不穷——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文学翻译在质量上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译者水平不足，读者对译者不信任，稿费过低，人才稀缺，出版环境混乱等诸多现象叠加在一起，互为因果，所以各种“牛奶路”才在书中频繁出现。翻译外语作品不仅考验译者的外语专业水平，而且对译者的美学素养也提出很大要求。

　　但凡读过老一辈翻译者的译本，都能感觉到他们的译文既忠于原著，又有特别的文风，总能让人惊赏于译者的词汇、承合与狡黠，而现在很多译作粗制滥造，让人不忍卒读，这加剧了翻译图书市场的恶性循环。提高译者的收入，留住翻译界的优秀人才，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面对译者的低收入，出版方似乎也很无奈。这是因为翻译是整个出版链中的一环，译著利润受市场左右，一本译著的出版，需要支付购买版权、印刷、发行等成本，而译著发行量往往很低，加上图书利润越来越微薄，译者稿酬很难有上升空间。要告别翻译“粗糙时代”，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从创新学术评价机制入手，一方面，政府应对一些优秀翻译作品予以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倾斜。另一方面，对目前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现状，有必要在学术评价体系创新方面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