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和维吾尔文版已经创办6年，哈萨克文和朝鲜文已经创办4年。与汉文版刊物不同的是，这5种少数民族版是选刊类文学期刊，它们选择优秀的汉文作品并将其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介绍给少数民族读者。为了提高翻译质量，《民族文学》杂志社每年坚持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改稿班和培训班。6月3日，来自蒙、藏、维、哈、朝5个民族的数十位作家和翻译家聚集在北京，共同探讨在汉译民、民译汉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期待保质保量地翻译好、出版好《民族文学》。

　　2011年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邀请，我撰写了一部报告文学《译道与文化》。正是因为这个机缘，我有机会了解了翻译家的成长过程以及翻译的魅力。他们向我表达最多的一句话是：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没有十年的功夫是很难完成蜕变的，因为从尝试翻译到成为翻译家是一条漫长又辛苦的路。翻译是一种艺术，译者不仅要掌握有关语言、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知识，还需具备二度创作的能力。一部有生命力的作品，经过译者的理解、演绎、消化和二度创作后，方可在另外一种语言中生动呈现。这种呈现使原文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就是翻译的艺术，是远见卓识的翻译家们把翻译视为生命召唤的原因所在。

　　直译与意译

　　刚开始做翻译的人要了解汉语语法，注意到一些语言现象，特别是要拥有广泛的阅读量，具备广博的知识，这有助于摆脱原文的束缚。一个搞翻译的人对语法不太通，知识量有限，翻译水平是很难提高的。

　　谈到翻译，有直译与意译两种。我们可以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诗作《自由与爱情》的翻译来做例子加以说明。《自由与爱情》在早些时候至少有两个译本，兴万生是这样翻译的：“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而殷夫翻译的版本则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我看来，兴万生的翻译与原文更吻合，但殷夫翻译的诗却流传下来、家喻户晓了。

　　这是两种翻译的对比，一种是直译，如万兴生所译的诗；另一种是意译，如殷夫翻译的诗。现在的翻译大多是直译，意译的作品也不少，但要做到优秀不容易。严复就是用他那优雅的古文把进化论的思想介绍到中国，他翻译的《天演论》虽未尽“信”尽“达”，但它绝对是一部优秀的译作。

　　什么样的翻译作品可视为优秀作品呢？它一定是大家都喜欢看的作品，读起来感觉译者中文功底非常好，像中国人在说话、在写作一样。其次，作品的“外文腔”不能太浓，若按照外国人说话的方式表达，显然不是一篇好的译文，它会缺少艺术的魅力。有一篇文章写到，在美国西部有座总统山，山顶上雕刻有多位美国总统的头像。其中的英文简介很简单，直译是“从岩石上出来的人物”。但是，如果这样翻译就一点味道没有。翻译家毕朔望将这句话翻译为“开山凿石巨人来”。此语简直是神来之笔。

　　有人说，好的翻译是“速度与质量的完美结合”。翻译者是人不是机器，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每天的翻译量也一定会有一个上限。如何做到在有限的时间里保证最好的质量，是需要每个翻译者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不断平衡的问题。

　　快速而优质，是好的译者所追求的目标。5种《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都是双月刊，这就需要在时间上加以把控。一味追求速度，而不重视翻译质量的提高，虽然表面上看是高效率、高产出的做法，但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一味追求质量，字字推敲，反复琢磨，虽然是尽心尽责的做法，却无法满足刊物的需要。

翻译的“视觉”

　　有人说，翻译工作者是社会改革前线的关键性将领，引进外面最先进的理论、思想，并用最有效的方式发布，让社会各阶层接收，产生难以估量的文明转化效应。其实，翻译事业是一项传递科学与文化“薪火”的工程，翻译工作者付出劳动，传递智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在21世纪，翻译工作者的角色更加举足轻重，有更多的译者用“心灵”去翻译，拓展了这一领域的新天地。

　　外交部的一位翻译，陪同来自美国的朋友去游览天坛。中国的公园都有很长的简介，他发现这位外国朋友一边看着公园的英文简介，一边摇头。这位翻译问：“需要帮助尽管说，不要客气。”这位美国朋友摇摇头说：“我一点也没看懂，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这位翻译看了看英文简介，发现完全是按照中文硬翻过去的：“天坛公园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天坛共占地27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富丽堂皇，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

　　这位翻译明白了：这完全是一种中国式的英语，也就是用中国人“视觉”去翻译的，写法上也是中国散文式的，有美感，有故事性，但这样的简介对于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当然是一头雾水。这位翻译以英语介绍景点的约定格式，向这位美国朋友介绍了有关天坛的历史及可以感受到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特之处。这位美国朋友听了很高兴，觉得来这里游览很有意义。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位翻译想，天坛是北京非常著名的景点，英文简介竟然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看不懂，其他不特别有名的景点，遇上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人，岂不是难上加难！看来景点的翻译需要改进。这位翻译便做起一件事，以“外国人为本”的宗旨来翻译这些简介文字。

　　他家住在北京植物园附近，便为牡丹园简介重新做了翻译。其中文简介是这样写的：“牡丹园的设计采取自然式手法，因地制宜，借景造园。园内植物栽培采用乔木、灌木、地被、复层混交，疏林结构，自然群落的方式，又以原有油松为基调树种，古老树木的保留为该园增添了古朴高雅的情调。园中的建筑和小品富于变化，如群芳阁、鸳鸯亭、牡丹壁，以及斜卧花丛的牡丹仙子雕塑，均与自然融为一体。牡丹园的设计曾荣获国家设计银奖。”但这样的表达过于“中国化”，必须知道很多的背景知识才好理解，于是他就以外国人的“视觉”进行翻译，句子和用词都严格遵守英语本身的规定。只有以这样的“视觉”进行翻译，外国人才能更容易看明白。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困惑良久的问题：为何我们的中文著作翻译到国外去外国人都看不懂，原因就是翻译人员都是中国式的，是以中国人的“视觉”进行翻译的，这可能是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文学作品“走不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障碍是缺少好的翻译家。汉学家马悦然认为：“一个中国人，无论他的英文多么好，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要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需要一个英国人，一个文学修养很高的英国人，他通晓自己的母语，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现在出版社用的是一些学外语的中国人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这个糟糕极了。翻译得不好，就把小说给‘谋杀’了。”这话或许不太好听，但却直指问题所在。

文学功底是翻译者的基石

　　直译、转译、意译，这些翻译技巧的背后，还有不容忽略的文化底蕴、历史知识，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信、雅、达”的境界。

　　翻译家林纾虽不懂外语，却在别人帮助之下，用他那精美的文言文将184种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林译小说丛书》曾使年轻的钱锺书增加了学习外语的兴趣。多年后，钱锺书偶尔翻开林译小说，发现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这就是语言的魅力、翻译的魅力，也体现了翻译家的文学功力。

　　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英若诚，讲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长期活跃在话剧舞台上，几十年来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引人入胜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著作颇丰、独具个性的翻译家。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从英文翻译过来，让更多人了解了这一表演体系。

　　1979年，英若诚用了一周的时间，将英国“老维克”剧团来华演出《哈姆雷特》所用的同声传译剧本，高质量地、可读可演地译出了。英国友人惊奇地称赞他“比牛津还牛津”。美国脱口秀明星霍顿来中国演出，英若诚为他担任同声传译，他的翻译水平和颇具幽默风格的表达让霍顿由衷称赞。

　　不仅如此，英若诚在英语上还对美国音、澳洲音以及许多地方的民谚俚语都非常熟悉，能够自如运用。半个世纪以来，他翻译了中外近20部戏剧。他的译文朗朗上口，没有翻译的痕迹，非常适合学习、研究戏剧的学生、专家以及表演艺术家阅读、使用。

　　由此看来，具备良好的中文文学功底，外语也到了娴熟的地步，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翻译家，比如傳雷、盛峻峰、季羡林和英若诚……他们首先是大学问家，然后才是翻译家。同样，少数民族翻译家在翻译汉语作品时，一定要努力增加各种知识储备，即使成不了大学问家也要成为杂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

　　有一则“文章译例”读来很有趣，几乎可以当故事书来读。原文是这样的：

　　辜鸿铭著《张文襄幕府纪闻》有题为“不解”，一则云：昔年陈立秋侍郎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解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谙识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这段文言文不难懂，冷幽默笑破人肚子。但要想把它翻译好，翻译得非常浅白，而且最大程度保留原文的幽默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有人就很好地做到了。试想，如果译者不懂文学，如何将原意翻译精彩呢？

　　由此我想到了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她深谙文字表达的技巧，绝非一般的写手，既能写引人入胜的小说，又堪称散文大家，她的译著不用看也知，必然是精湛、到位的。由此可见，译者的文字功底是其翻译文学作品必备的条件，万不能以为仅精通某一门外国语言就具备了翻译的资格。译文和原著一样，是不可以糊弄读者的，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