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品得先有好眼光

北京晨报：从翻译作品的数量上来说，今天可能是最多的时代，为什么说翻译没落了呢？

李河：在当代，翻译出现问题的原因比较多，比如说“文革”时代，整体的闭关锁国，我们对世界的抵制态度，造成了翻译领域的迅速缩小。那个时代的翻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基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品的翻译，另一类是批判性翻译，比如哲学领域的资产阶级哲学批判式的翻译。而在今天，翻译的态势又和那个时代不同。一方面，全球化、商业市场的发达，使得对外的交流非常频繁，商业化的翻译非常多，但是这样的翻译作品，目前看来水准堪忧，大量错漏百出、质量低下的作品充斥其中。而另一方面真正能够对现代化产生影响的翻译，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相关的精神产品的翻译又很少。

北京晨报：好的翻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李河：精神产品的翻译，一方面要有好的眼光，能够选择那些对世界产生影响或者可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作品去翻译，我们知道，翻译的对象不仅仅是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还有那些新的作品。其次，需要翻译者专业的素养，包括外语水平，也包括对翻译对象本身专业性的认识。此外，还需要一些情怀，这样翻译出来的作品，本身也可以是一部汉语的经典。

翻译者收入低难以生活

北京晨报：为什么精神产品的翻译变少了？

李河：尽管我们说翻译家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居功甚伟，对中国现代的文化以及人文艺术学科的话语体系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今天，这些贡献很大程度上被漠视了。翻译者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尊重和评价，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在今天，商业翻译相对较贵，大概是千字三百元，但也找不到什么好的翻译公司，而且这样的翻译，很多时候质量很低，错误非常多。学术性的翻译，待遇就更低了，普遍千字六七十元，而且，这样的翻译非常辛苦，字斟句酌，一天可能也就翻译几百字一千字，这样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同时，即便是如此辛苦，他们的努力也很难获得认可。

北京晨报：他们希望获得什么样的认可？

李河：一方面是学术评价，如果翻译者处于学术机构之中，翻译是不计为学术成果的，一部翻译的作品，甚至比不上一篇东拼西凑的论文。另一方面，一位翻译家一辈子辛苦，最终几乎不能获得什么荣誉和奖励，因为当下翻译领域没有什么像样的奖励和荣誉。其三，在社会中，当社会性的观念都认为外语不再那么重要，甚至不必学习外语的时候，翻译家自然就变得非常尴尬。

翻译让我们走向世界

北京晨报：为什么翻译的困境会引起这么多人的重视，翻译的重要性在哪里？

李河：整个二十世纪的学术都是靠翻译支撑的学术，100多年来，我们的各个学科都是外来的，这些外来的东西正是通过翻译构建了现代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并不仅仅是拿来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开创的过程。对于构造现代语言、精神文化都有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前沿学术领域，很多概念是没有对应的汉语的，也就是说，翻译者并不仅仅是在翻译，也是在开创中国的学术体系，而这样的活动，从近代开始，150年来都是如此。

北京晨报：不重视翻译会有什么后果呢？

李河：我们是一个后发转型国家，翻译非常重要，翻译能让我们快速地进入到整个世界的话语体系中。而不重视翻译，就会使我们接触世界的道路变得狭窄，很多时候，如果翻译者仅仅是单打独斗，凭业余爱好去翻译，那么我们在接触世界思想文化科学等诸多方面，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不及时、片面、单纯地跟风等。

我们还没到自满的时候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出现不重视翻译的观念呢？

李河：一方面是因为整体设计的欠缺，比如对翻译的学术评价、社会评价、体制性奖励等都没有应当的设计。另一方面，也和今天存在的自满情绪有关，可能有人觉得我们全球化已经够多了，不必再学习别人了，今天已经到了化别人的时候了，是别人应该学习我们。

北京晨报：事实是这样的吗，如何判断是否好需要更多的学习呢？

李河：能不能化别人，不是说大话就可以，也不是花多少钱把我们的东西推销给别人就可以的。如果中国的学者能够进入到世界的共同体系中，并且在其中做出贡献，使得别人认可和学习，自然就能化别人了。所以该不该自满，在于别人是否对你的文化有需要，如果有需要，他们会不问自取，主动翻译我们的作品。当年天主教士主动翻译中国的典籍，儒家的、道家的，甚至因为认识的不足，把《封神演义》当做道家典籍翻译，黑格尔也曾经误把它当做道家典籍而论述。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们想要认识我们，有需求，自然会翻译。而在今天，如何做出判断？第一，我们是否真的到了对外国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及经典没有需求的地步了？第二，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到底是要我们花钱去推广，还是别人真的需要我们，自动去翻译呢？

当前的翻译乱象丛生

北京晨报：很多人对今天的翻译现状不满，是什么原因？

李河：今天翻译的数量确实很多，但是质量很难说。翻译有两类，一类是把翻译当做职业，当做事业，这样的翻译肯定是那些能够影响世界的经典，同时，翻译作品本身，也往往会成为汉语的经典。当然他们也会翻译畅销书，因为有些畅销书本身也非常经典，比如当年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另外一类是逐名追利，实际上，趋利本身没有问题，很多人觉得翻译衰落也正是因为翻译者应得的利益太少了，但同时这也造成了商业化翻译的泛滥和不追求质量，使得当前的翻译乱象丛生。

北京晨报：具体来说，有哪些问题呢？

李河：翻译并不仅仅是译者的事情，同时也是编者、读者的事情。过去有很多老的编辑，非常敬业和严谨，不论是选题还是翻译中的语言问题等，都会严格把关，读者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质量要求很高，有一种阅读经典的习惯和氛围。在今天，很多出版者更习惯催稿，一部书，几个月就要，几乎不怎么把关。而读者则习惯了现代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碎片化、表面化阅读，作者字斟句酌的翻译，到了读者那里也就是浮光掠影一瞥而过。某种程度上，这不仅仅是经典翻译，也是经典创作等共有的问题。

认可学术价值提高物质待遇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一个好的翻译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李河：我们是一个后发转型国家，发展的阶段还比较低，因此很多时候，很难达到一个好的状态。实际上，好的翻译应该是非常自如的一种翻译，有好的东西随手就能翻译过来，而不是需要很多条件才能翻译。比如说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狄尔泰，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一位美国学者开始把他的选集翻译成英文，一共六本，但是到现在30多年，才完成了四本，这个翻译者应该退休了，但仍旧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能够用这么久的时间做一件事情，一方面他的工作有基金会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有中立和单纯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使得一个人可以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不必担忧生计、经费的来源，同时也能够获得足够的认可。而我们不行，不具备这样的翻译和传播条件。

北京晨报：那么在您看来如何改变我们的翻译现状呢？

李河：如果说学习别人，确实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短时间内我们很难做到。目前，我们很难通过出版者、翻译者、学术机构的自律去获得好的翻译环境，同时也很难激起民间的资本支持学术的欲望。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做的：第一，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化，知道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第二，改善对专业翻译基本的待遇，认可翻译的学术价值，提高翻译者的物质待遇。这才是拨乱反正，是补课，也是还债，因为翻译现在的困窘正是因为过去整体的设计缺陷所致，因此，要改变，也要从这里开始，可以说，我们对于很多曾经为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人，都存在伦理上的亏欠，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待遇，翻译者是其中之一。也只有完成了整体设计的转变，才能出现有利于经典翻译的局面，也才能激起翻译者、出版者、读者，乃至民间力量对于翻译的支持和重视，才有可能追求更好的翻译环境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