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包括翻译的正常程序,具有计划性和阶段性;它还同时包括翻译的思维过程,具有译者思维的个体性和创造性。就程序而言,翻译(特指笔译,下同)可分为广义的翻译和狭义的翻译两个概念。广义的翻译包括译前准备、翻译实施和译后校核诸阶段;狭义的翻译则指广义翻译中的实施阶段,即译者直接阅读原语文本(source text,以下简称ST)和用译入语写出译语文本(target text,以下简称TT)的过程。就思维而言,翻译(活动)应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个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完整的过程。
从哲学角度对翻译全过程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能动地指导翻译实践,更能为翻译研究、翻译教学(translation teaching)与翻译自学提供哲学方法论方面的指导。基于此,本文拟对翻译过程中是否
需要及是否存在译者的“二次解读”及其重要性作一哲学思考和实际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翻译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可谓是当代译学研究中震撼译界的一次革命。与过去的译论恰恰相反,该翻译学派认为:应该用辩证的、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翻译,因为原文不是一个稳定的、封闭的系统。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原文的意义不能确定。在翻译过程中,原文被不断地改写、重组,不同译文的产生都依赖于译者的体验。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不同,因而对原文会产生不同的体验。译者的这种不同体验常常多多少少地反映在各自不同的译文中,这就是所谓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1](pp.173-187)。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的基础上,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并把实践的观点提到第一的地位。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具有模写性与创造性两个基本特征,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级阶段和科学形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还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2](p.2388)。无锡太湖翻译公司认为，翻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研究翻译学(尤其是应用翻译学)和翻译教学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