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人把一则以回教和回教徒为主的英文新闻报道翻译成华文。报道引述其中一名回教徒说：“We believe in God.”这名翻译员竟把它译成：“我们相信上帝。”
　　 “上帝”的确是“God”，但“上帝”一词几乎只用在基督教的范围内，而一般人也了解“上帝”指的是基督教的神。
　　我们不知道那名翻译员为何会犯下这个错误。或许他在选用那个中文字的时候，并未体会到那个字所附带的宗教含义。
　　以上的例子提醒我们，翻译员和通译员必须意识到不同种族和宗 教之间的差异。一个正确的字用在一个不适当的文化或宗教背景里，也将成为一个错字。
　　然而，世界正以史无前例的步伐演进。我们周遭的事物不停地在改变——新科技、新发明、新文化。新的词汇也以惊人的速度出炉。
　　因此，翻译员和通译员所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意识到差异的存在，以及赶上我们周围所不断发生的变化。
　　很多时候，翻译员因不熟悉语文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作出错误或不妥的翻译。
　　前几年我看过一部电影。剧中人物问另一个人物要不要来个“nightcap”。那一幕的剧情清楚地显示，前者所指的是一杯睡前的饮 料。然而，电影中的中文字幕却出现“要不要来顶夜帽”的翻译，不禁叫人莞尔。
　　我曾尝试阅读一本《红楼梦》的英译本。该译本竟把林黛玉直译成“Black Jade”（即黑色的玉）。翻了几页关于“Black Jade”小姐的事迹之后，我实在读不下去，不得不把译本放下。像“BlackJade”这样的名字，岂能与羞花闭月的孱弱女子相提并论！
　　不仅中英文之间存有差异，同一个语文之中也存在着不同之处。
　　以中文而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方所用的“中文”，彼此间已经有很明显的差距。
　　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不少地方用“谢谢配合”，不用我们较熟悉的“谢谢合作”。
　　最近我偶然看到“同理心”这个词，找遍了词典都找不到这个词。它似乎是出自台湾的新词，有因处于他人处境而对他人产生同情、 怜悯之义。
　　至于英文，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法。英文盛行于英国、美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国家，但各国之间却用法不一。倘若我们对一名非新加坡人谈起“void deck”（即组屋底层）的话，他将不知所云。
　　在菲律宾，“salvage”一个人并不是抢救那个人，而是将他处决，而“evacuate”（即疏散）一字在上流社会中是不便启齿的，因为它有如厕之义。　　这些例子说明无论是在不同语文之间，或者同一个语文之中，文化差异都是存在的。翻译员和通译员所面对的挑战就是要了解这些差异。
　　然而，他们不单得了解文化差异，还要赶得上周围的变化。当我们迈入下一个世纪和下一个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必须擅于了解新发明和新事态，我们甚至还得为它们取新名称。
　　网际网络和与网际网络有关的产品和企业正在不断繁衍，而大量新的词汇、术语和概念将随着出现。我们需要为新字、新词、新概念和新程序作出适当的翻译。我们得先去了解这些东西，才能作出恰当的翻译。因此，翻译员和通译员不可懈怠，他们必须积极地吸收新知识。
　　要赶上科技的进步已经是一件难事，要跟上大众文化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大众文化（尤其出自美国的大众文化）以惊人的速度改变。流行音乐、时装、时尚潮流、年轻人用的俚语——当你以为自己完全掌握其来龙去脉时，它却又变了样。
　　前几年，美国有句流行的顺口溜：“I’m not going there.”（即“我不要到那儿去。”）不知情的人不免要问：怎么回事？到哪里去？说“I’m not going there”的人，其实是因对某个话题有情感上的排斥而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
　　目前美国咖啡文化正在新加坡人当中大行其道、处处留香，使我们对昔日最为普通的咖啡乌看法已有所不同。我发觉到如 expresso、cappuccino、cafe latte 等饮料，至今还未有理想的中文译名。
　　我们到底如何赶上这些变化和潮流？词典当然有用，但还是有不足的地方。何况，词典不一会儿就不足以应用了。我个人觉得跟上时代步伐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做一些时下年轻人爱做的事情：翻翻时尚杂志、看看电视和MTV、浏览网际网络。除此之外，还得阅读报章、新闻杂志、学术刊物等。　　赶上潮流和改变是一个不间断的挑战，但下一步呢？我们有时候缺乏信心，不敢为一些新的词汇作出翻译。我们时常会问：“中国大陆怎么译？”或“台湾香港用哪一个字来翻译？”我们为什么还要问 这样的问题呢？难道我们的翻译水准还不够格吗？
　　无论在任何方面，新加坡都具备一个作为区域语文和翻译中心的 条件。我们的大学里却连一个外文学院都没有，我对此甚感惊讶。如果纽西兰的奥克兰大学能设一个翻译系的话，那我们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大都会总不能落在人后吧。